波伏娃眼中的鲁迅

1955年波伏娃与萨特在中国

1955年9月至11月，法国当代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应邀访问中国。与他一同访华的，是他的终身密友，也是法国重要思想家的西蒙·波伏娃。在中国期间，他们访问了北京、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地，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回国之后，萨特在《法兰西观察家》周刊上，发表了《我们所见到的中国》一文，并表示将写出专门著作，来谈论中国问题。这一心愿，后来并没有实现。但是，波伏娃却在1957年，出版了她对中国观感的专著《长征》，并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反响。

在此，我们仅就波伏娃对中国著名作家鲁迅的评述予以介绍，窥斑见豹，来看看这部著作在当时的作用，以及在今天还有哪些可资参考的价值。

“他最好地代表了1917至1936年间的知识分子”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作家。这一点，同为文学家的波伏娃在访问中国时一定会强烈感觉到。所以，在对中国文学的议论中，鲁迅给予的评述最为周详，最长，占的分量最重，这大约也是波伏娃研究所得出的自然结果。

“鲁迅是这个时期最伟大最著名的作家。今天，他被视作中国的高尔基……他最好地代表了1917至1936年间的知识分子，推动了现代语言和文学的发展，让它们为革命事业服务。”

在这样的总体评述鲁迅价值之后，波伏娃谈到了鲁迅思想的形成过程：“他（鲁迅）年轻时的一个朋友曾谈起鲁迅在青少年时心头常萦绕着三个问题：理想的生活是什么？中国人究竟缺乏什么？怎样才能治疗？与同时代的许多青年人一样，他认为中国在根本上是需要科学家。”

为什么鲁迅有这样的看法呢？波伏娃自然地涉及到鲁迅的个人生活经历：“由于当时盛行的迷信，他很小的时候失去了父亲；父亲没有得到科学的诊治，家人把他交给了巫医。很显然，父亲的死，促使了这个男孩献身医学。”虽然用语与我们略不相同，但这段描述大体是准确、合乎鲁迅基本情况的。

鲁迅的学医生涯，不久就发生了转变，这一点波伏娃也注意到了。在引用了鲁迅《呐喊·自序》中一段文字后，波伏娃作了这样的描述：“使鲁迅感到震惊触动的是，他看到一群中国人站在一旁看着自己的同胞被杀而丝毫没有感到不安。他发现了自己国人身上的主要缺陷：冷漠。他经常指责他们这种丑陋。他在几年后痛苦地写道，我们突然沦为了奴隶，但马上习惯了自己被奴役的地位。他又写道，如果我们既不真正地聪明，也不真正地勇敢，而只是忧郁畏缩，那么，我们的困境就十分严重了。他认定，最根本的任务是根除这种麻木不仁，他选择了文学。”

虽然鲁迅选择了文学，但辛亥革命的失败给了他沉重地打击。波伏娃用这样的笔触来描述这一时期的鲁迅状况：“1911年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努力白费了：如果无人响应无人听，那么谈什么都是无用的。他缩回自己的壳里，在孤独中沉寂。”“他整天沉溺于抄写古代文章（古碑），只与不多的前来看望他的几个朋友交谈。”后来经过《新青年》编辑之一的钱玄同（鲁迅笔下称为“金心异”）“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的激励，鲁迅又操起了那支锐利的“金不换”。对此，波伏娃说：“鲁迅的所有赌注都押在那个希望上。”这句概括，从鲁迅后半生的不懈努力看去，是相当准确的；对鲁迅后期思想的把握，也极有参考价值。这可以看出波伏娃作为思想家的深刻和高度概括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