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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红晕与语言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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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10 作者:刘复生 点击: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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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晕》是一部写得很潇洒的小说,可以想见,作者写作时一定是处于一种极度放松、愉悦的精神状态之中,写作不会是一桩苦役,而是畅快无比的游戏,随心所欲而不逾矩。

这是一场庄重的游戏。庄重是指陈占敏的写作立场和态度,也指《红晕》的精神指向和思考历史的锋利与深度;而游戏,则主要是指作者观照历史的独特角度,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具有杀伤性的叙事策略。

《红晕》穿插讲述了发生于两个时代的故事: 7 0年代初东林师范的红卫兵运动和3 0年代中期农民的红枪会起义。

两个看似疏离的历史段落因为地点、人事,更主要的还是精神血脉而内在地勾连在一起,二者互相映射,共同揭示了烙在民族灵魂深处的精神创伤的胎记。进化论的历史链条断开了,它步入自我循环的怪圈,在民族根性的趋动下,一场场狂躁的乌托邦运动总是不期而然地采取了惊人相似的形式。无论是红枪会的白元兴们,还是东林师范的师生们,都不加反思地投入了创造历史的巨大幻觉之中,结果只是再度沦为历史的奴隶,舞台依旧,更换的只是布景而已。在不断轮回的历史中,狡黠的欲望总是借助宏大的名义暗自修改着通往美丽目标的路径。于是,在乱哄哄的舞台上,“权力”总是窃笑着成为惟一的胜利者,即使那些权力的暂拥有者也无不成为“权力”祭台前的贡品。高风岐、白元兴和小顺子之间的互相阉割成为不断重复的仪式,权力者希望以此消除心中的恐惧或完成复仇。

浓雾使历史的面目暧昧迷离。乌托邦工程总是与私欲和无休止的暴力如影随形。从历史的深处辐射出来的只是若隐若现的一轮红晕。

在红晕笼罩的历史中,肖正清,这位忧郁的诗人,充当了时代的内部批判者和民族的哈姆雷特。在狂躁的时代氛围中,他陷入了幽暗的困惑与迷茫,一方面他不得不面对红色的诱惑,一方面又对红色保持着发自灵魂深处的警省与戒备,“晕红”正是对红色出于本能的抵制与拒绝。我想,在肖正清身上,大概集中体现了陈占敏本人的人格理想和精神气质。我猜测,在肖的内在气质、人生经历和心灵历程中,大约有着作者本人的生命痕迹和愿望的投射吧!

陈占敏将历史戏谑化了。我要再次回到本文开头提到的游戏,作为一种叙事策略的游戏。他在一些看似不必要的细节上玩味、盘桓,乐而忘返。我以为,正是在这里,显示了作者的才华,它使我们的阅读化为一次文本内的漫游与奇妙历险,虽不免失之过于放纵。这种沉迷与游戏或小题大作恰恰构成了对沉重历史的解构与颠覆。我怀疑,其实陈占敏从一开始就对批判丧失了兴趣,他真正感兴趣的只是絮语中的陶醉和絮语中复仇的快感。但对于陈占敏这样一位一惯凝重的作家来说,长久地放纵语言的快感是不可能的。《红晕》仍然是一部历史的寓言。

陈占敏的本意当然不是再现所谓“历史的真实”,他没有描摹阔大的时代背景,他试图写出一种民族文化、人性状态的真实。因为是一部寓言,历史与世界均背虚拟化了。我们不能以现实的生活逻辑和细节真实的尺度来度量作品中的世界。《红晕》中充满了大量的似是而非、荒诞不经的神奇之笔,正如卡夫卡笔下的世界一样,东林的世界亦是一个梦境,和现实生活无关。它体现的是另一种智慧──米兰·昆德拉所谓“小说的智慧”,小说的美德在于它发现了只有小说才能发现的真理。从这一意义上说,《红晕》正是小说的智慧的产物,经由它,我们得以从新的视角认识历史、现实和我们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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