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理论评论当代文学
白天  黑夜
放大(+)  缩小(-)

历史的转折与“新乡土小说”的意识形态

赞一个0  损一下0
2011-12-10 作者:刘复生 点击:1930
点击浏览刘复生专辑
联盟网站www.ilf.cn低价转让,现寻求合作伙伴。有意者,请联系群主夏津——QQ:504582083,手机:13801035796。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社会主义中国以前所未有的积极姿态加入世界经济体系,成为亚太乃至全球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点。于是,在后冷战的世界格局中,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职能开始发生变化。在这种“中国现代性”转向的背景中,中国乡村在国内的结构性位置也悄悄发生了改变,获得了新的意义。历史的巨大改变使对于乡村的想象和学表达发生了变化。这一文学史过程的背后,是意识形态对乡土阐释权力的争夺,从这一意义上说,乡村作为不能发声的客体事实上已沦为中国国内的“东方”与“第三世界”。

从一定意义上说,离开了对这一大背景的分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对中国乡土的文学表述将无法获得真正的理解。本文将以“新现实主义”[1]的代表作家为考察对象,通过对其作品意识形态“空白”的症候式阅读,尝试发现其社会诉求及政治无意识。

“新现实主义”小说大多以一个戏剧性场景开始:困难重重、举步维艰的基层政权,忧心忡忡的乡镇长,以及各种社会矛盾趋于激化的危机局面,甚至还会有天灾……,即使是那些有着鲜明主流意识形态色彩的“主旋律”小说也没有(无法)避这份“艰难”,虽然它们给予了这份“艰难”以不同的解释和解决方案,如刘醒龙《分享艰难》,关仁山《风暴潮》、《福镇》、《大雪无乡》,何申《乡镇干部》、《信访办主任》……。尽管这些小说极力将这些危机处理为偶然、高度具体或人为的事件,这种高度整齐划一的开篇还是可以被读解为一个对中国乡村命运的总体描述和隐喻;在小说中,这种“艰难”局面通常都有一个明确的观察者———基层干部,或外来者,总之是一个不必再承担这份命运然而却甘愿选择了“分享艰难”的他者(《分享艰难》中的孔太平、《大雪无乡》中的陈凤珍、何申《年前年后》中的李德林都是家在县城的乡干部,无不惦记着及早返城或升迁)。于是,乡村,作为一个无法自由选择命运的客体,以一种喧哗的宁静等待着外来的拯救。而现实留给这些拯救者的空间却十分有限,不复是八十年代承诺给李向南们的“干一番事业”的广阔天地。这种情势下需要的不是英雄式的勇气,而是在复杂的社会关系缠绕中闪转腾挪的聪明才智;不是坚毅和魄力,而是熟悉官场与社会法则、善于妥协的能力。所以,这些“他者”只能以道义的姿态来“分享”这份艰难而不可能改变它,他们的使命只是暂时化解这一难局,或仅仅将它掩饰起来,并不给出总体性的解救承诺,也不给出任何新的可能性,他们只能修复现实而无法改变现实。如果说有些“他者”完成了某种拯救,那只能说他们拯救了自我———通过化解危机而被提升或逃离。这种深深的无力感使所谓“新现实主义”乡土小说成为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学史中意义暧昧的段落。

“新现实主义”小说中的乡土图景暗示了某种深刻的历史变化已经发生。乡村已成为“现代性”的一个病症,一个暂时无法给出治疗方案的病症(而只能给以虚假的想象性抚慰,见下文)。之所以不能,是因为作家们已经没有超出现代性之外寻求可能性的能力。如果说,八十年代在新启蒙主义旗帜下的乡土改革小说,如柯云路《新星》、蒋子龙《燕赵悲歌》,在批判传统与建构历史的激情中还怀有对历史进步的乐观,因而具有构造历史“总体性”的力量,那么面对“已经终结的历史”,作家们又从哪个不可见的未来透支批判性的资源与能量呢?于是,我们只能见到诉诸道德理想主义的空泛指责。

“新现实主义”乡土小说笼罩在资本的阴影中。在小说中,我们不难发现,资本已成为经济问题的代称,也是基层官员们最关切的头等大事之一,引进资金,维护资本的利润最大化是他们的重要使命。这一点连乡里的小干部邱满子都明白,“邱满子不懂企业不懂股份,他的任务就是变尽法子使劲儿将外商拉进村。村里有了外资就会奔小康,奔了小康他便有了政绩,有了政绩就能升官。道理就这么简单……”。(关仁山《太极地》)有了资本及经济增长,也就有了政绩,同时也有了体制内外各种开销的来源,有了孔太平们打通关节的润滑剂。对孔太平来说,私营老板洪塔山就是他的政治根基,对洪塔山的绝对控制与默契配合是稳固自己的位置,打败政治对手的关键(《分享艰难》)。一句话,钱的问题是首要问题,增长是第一位的,乡镇长们一再强调的稳定除了对“出乱子”的天然恐惧之外,更多的考虑也是它对资本运作的负面影响。于是,我们看到,在乡土小说文学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出现了一个崛起中的乡村资本权贵阶层形象系列(《分享艰难》中的洪塔山,《大雪无乡》中的潘老五,《九月还乡》中的冯经理……)。他们大都是乡镇企业主,财大气粗,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着乡镇的经济命脉。所以,不管发生了什么情况,乡镇长们都要与他们站在一起,必要时还要为他们解决各种麻烦,二者才是真正的互相“分享难艰”的关系。洪塔山强奸少女,甚至他的客户嫖娼被抓,都要镇长孔太平和派出所打招呼;《走过乡村》(谭文峰)中,企业家倪土改强暴了单纯美丽的少女倪豆豆,倪豆豆执拗上告,由于“官员们”的阻挠、迫害屡告不中。这些情节都清晰地显现了资本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不过小说家与经济学家何清涟之间毕竟存在着区别:小说虽写到了二者的亲密关系,却更强调“正直的官员们”的无奈与屈辱,这种现实环境重压下的反思态度有效地将他们与不洁的资本权贵们进行了剥离,从而斩断了权力与资本勾结的进一步联想与推论。一种古老的理智与情感的二分法出现了:情感上孔太平们是和“人民”在一起的,但在理智上却只得依靠洪塔山们。所以,虽然洪塔山强奸了自己心爱的表妹田苗苗,孔太平还是要以“大局”为重,苦劝舅舅放弃控告洪塔山,然后自己对强奸犯饱以老拳,以泄心头之恨,对着爬起来的洪塔山,他还要再度伸出搀扶之手。

首页 下一页 尾页 1/6页
 
其他网友正在浏览...
※ 作为文化战略的“主旋律”
※ 从“革命历史小说”到“新革命历史小说”
※ 先锋小说:改革历史的神秘化——关于先锋文学的社会历史分析
※ 世界的苦难与心的奴役——解读巴金短篇小说《奴隶底心》
※ 穿越语言 图绘历史
我来说两句......
发表评论请登录
 ※ 暂时没有网友给《历史的转折与“新乡土小说”的意识形态》点评。
 ※ 暂时没有网友给《历史的转折与“新乡土小说”的意识形态》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