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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复杂性及其解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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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10 作者:刘复生 点击: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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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诚的文学史著作呈现出历史的复杂性,他的讲述质疑、改变着读者对于当代文学历史的想象,因为,洪著颠覆的正是支撑这种简单化想象的文学史观念与思维方法。事实上,洪子诚是以史的方式发展了一种对文学史的解释模式,尽管对此他很少独立的理论阐述。从一定意义上,《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概说》既是文学史,还是一种关于文学史的方法论,同时也是一种文学史的解释学。这种解释学的特征,在《间题与方法》中有更清晰的体现:由于它是讲稿,不必像《中国当代文学史》那样受文学史体例的框限,所以它能够对这种解释学进行更为从容的展开(虽然也是有限度的展开)。

对于《问题与方法》这个名字,作者说“出版社”与自己“都不满意”[1],但我却十分喜欢,它事实上异常准确。不知道是否受到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著作《真理与方法》的启发?以“问题”来置换“真理”,似乎传达出作者对于“客观历史”的审慎。书中,相反,总是表现了作者对“历史”,对历史的解释者的主体(尤其是自己)抱有怀疑。

洪子诚对单纯的理论阐发缺乏热情(他自己说过他欠缺这种能力),因此没有对他以史的方式体现的“理论模型”做清晰的表达。从这一意义上说,《问题与方法》还是一个有待解读的“文本”,吁请着一种“症候性”阅读。在我看来,读《问题与方法))(包括《中国当代文学史》)最重要的不是去读它所呈现的那些史实和结论,而是去领会、抽绎其“方法”。

洪子诚对文学史的描述避免采用简单的二元(正统——异端,主流——非主流,官方——民间,中心——边缘,内部——外部)或三元(主流意识形态一精英知识分子——大众文化)式结构,虽然书中也经常出现这些当代文学研究者习以为常的关键词,但对它们的使用更多具有权宜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关键词已不再是描述、揭示历史的工具,而蜕变为对历史复杂面目的遮蔽物,已成为描述历史的一个绕不开的障碍。因而,洪子诚的使用过程也必须是对其进行清洗的过程。他以更复杂的描述拆解了当代文学史叙述的格局、动力、过程的二元、三元论。可以说,《问题与方法》所呈现的历史复杂性正是这种我们惯常所依赖的思考模式坍塌的后果。

二元论(三元论可以说是它的一个变体)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的主流话语[2]。在“新启蒙主义”的时代语境中,“主流”,“正统”的文学与“受压抑”的“自由”、“审美”的文学构成了二元对立。“纯文学”的神话被构造出来,当代文学研究以“自由意志”、“主体性”的名义,进行了一场超历史的审判。夏志清、司马长风式的文学史在八十年代大陆产生广泛影响,不是偶然的。这种文学史写作中的无意识与价值判断现在仍然是众多当代文学研究者的思维泥潭。在这种文学史叙述中,“左翼文学”负有“原罪”,从一开始就含有“非文学”、“反审美”的本性。隐含的、也是不言自明的逻辑推论是,如不借助于体制的力量,进行暴力的压抑,在“自由竞争”的当代文学格局中,它将无法避免惨败者的命运。

但在洪子诚的叙述中,“左翼文学”恰恰是三四十年代以来最具竟争力、生命力与合法性的文学形态,甚至可以说,体制的力量正是其历史合法性的外在证明。不过,洪子诚指出,其活力恰恰正存在于它与异质性因素的竞争、紧张关系之中;或者说它自身就是多种异质性因素的混合。随着“一体化”[3]过程的深化,左翼文学被一步步地“纯化”与“驯化”,它的异质性逐渐被剔除,其内在的批判性,活力也丧失了。洪子诚通过这个“故事”,讲述了“左翼文学”历史性的失败。这种讲述,显然与八十年代以来另一些文学史不同,后者将这种失败非历史化,更多归结于它的“原罪”,它的本质性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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