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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的“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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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10 作者:刘复生 点击: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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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光炜的《文化的转折》与贺桂梅的《转折的时代》构成了颇为奇妙的互文关系。它们对“转折”的不同阐释有时能够形成某种互补,有时“关系”又显得极为紧张。两本书参照来读,会引发读者对所持的不同的文学史观的思考。

程光炜的著作是在“启蒙主义”的文学史框架内展开,他强调的是体制力量对作家“主体性”的压抑。这在对“鲁郭茅巴老曹”的“命名”(经典化)与体制化过程中的叙述中体现得较为分明。如单纯从理论角度来看,这一文学史观念是值得商榷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现在已受到质疑的文学史框架内,程光炜却做得异常出色。他将其所具有的理论、历史的合理性发挥得非常充足,因而成为对这一模式的一次深化;甚或还是一次挽救——也许“,启蒙主义”的文学史模式还没有完全耗尽其历史合理性。程光炜以他的出色研究为这一文学史观念注入了活力。

程著将“五四”传统看成一个被“当代史”所终结的“未完成的方案”(从中似乎还可以看到某种“救亡压倒启蒙”的影子)。作者具体而丰富的对历史细节的叙述的确产生了极强的说服力,但其丰富性——虽然(当然)是经过选择、过滤的——也使其叙述溢出了启蒙主义的框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程光炜反对程光炜的过程。在愉快地结束了对富于感染力的程光炜的阅读之后,我不禁还要提出一个问题:在这个历史的“暴力”过程中,该如何看待和理解众多具有“五四”精神传统的知识分子的与历史暴力的“合谋”?它能否由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的丧失来获得解释?该如何理解“现代”与“当代”精神上的内在联系(而不是断裂)?而这种疑问也正是贺桂梅问题意识的一个重点。在她的解释中,现代或“五四”在40年代以后遭遇到了内在的困境,是“当代”替代性地提出了更“现代”的想象方式。

对此,我们也可以提出反问:如果说这一历史逻辑在“转折期”曾真实存在的话,那么,在进入“当代”,随着“一体化”的形成与不断激进化,当代的文学体制也在走向僵化之时(参见洪子诚著作)“,五四”传统(尽管未必真实存在)是否又构成了对正丧失活力与合法性的“当代”的某种批判性资源?于是,我们又回到了程光炜,他对作家的潜在抵抗(郭沫若《蔡文姬》、老舍《茶馆》的创作)的分析值得注意。在这方面,事实上贺桂梅对丁玲创作的分析与程光炜有很多相似之处。其实,在对作家进行具体分析时,贺桂梅并没有贯穿性地坚持她在绪论中提出的这一解释模式(除了赵树理)。或许,她也并没有打算这么做。

也许,贺桂梅对解释历史的“严密”的逻辑框架还心存疑虑。不难看出,她在对所谓历史的“决定作用”的处理上颇为谨慎——虽然她仍是一个历史主义者(正如对赵树理的出色分析所显示的那样)。从一定意义上说,她的文学史描述呈现出某种后现代史学的色彩,这是一种自反性的文学史叙述。异质性、偶然性因素受到了重视。贺桂梅分析了思想史、精神史的传统(萧乾、冯至)、个体生命史与文学经验(萧乾、丁玲、沈从文)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格动力定型或“情结”的潜在制约与影响。

于是,她多维度地揭示了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之中,作家深层的人格、心理等个体的内在驱动力对他们人生选择乃至历史的作用力——不是以心理主义来代替历史,而是去发掘这些隐秘的内在驱力与他们人生选择、社会实践之间的曲折关联。它决定了外在历史过程影响的具体效果及呈现方式,甚至能够使个体沿着切线的方向呈现出对历史过程的逃逸倾向——历史的巨大引力只是决定了逃逸的姿态与轨迹。历史与个人选择之间的关系并非必然是本质性的、决定性的,或然的因素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毋宁说,有时,历史只是他们人生选择的一个“场”。这对过于机械的历史影响(决定)个人选择的历史决定论思路是一种有益的提醒与反拨。它提醒我们留意那种历史冲击—个体反应与体制压抑—屈从或反抗的解释方式及“整体观”文学史方法可能导致的巨大遮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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