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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的宗教写作:张承志宗教写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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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10 作者:刘复生 点击: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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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文学中,情形有所不同, 1950年代以后1980年代以前,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中国文学乃至文化事实上已经取消了宗教的合法性,宗教写作这条线索基本上已经消失。当然,在一定意义上,某些高度理想性的革命文学事实上已经具备了宗教性。[3]此后,在1980年代即改革开放的年代,“新启蒙主义”成为主导性的意识形态,以“人性”、人道主义对抗、反思“神圣性”的政治理想主义,张扬个体世俗欲望的合理性,成为主流倾向。虽然由于右派作家和知青作家的理想性品格,1980年代的文学仍然是一种理想性的文学,但右派作家和知青作家显然对他们在革命年代教育下形成的理想主义进行了转化,这种理想主义的形式填充进了新内容,政治内容被取消和改变了,而成为一种单纯的对于个体人生意义和生存价值的追寻。所以,此一时期的作家热衷于探讨人性,思索生命的深度与意义,于是,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等关注生存意义、心灵复杂性的现代主义观念成为影响文学思潮的主流哲学话语,就是顺理成章的。

但是,新启蒙主义所启蒙出来的世俗化社会或市场化时代却导致了欲望的泛滥和精神的低俗化(这一过程自1980年代后期已经开始,所谓新写实主义小说很大程度上是它的一个历史反映)。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宗教写作重又引人注目地出现了。在1990年代,曾热衷于形式探索的先锋作家北村皈依基督教,写出了具有强烈宗教信仰色彩的《施洗的河》等小说(近作《愤怒》同样如此),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务虚笔记》与《病隙杂笔》等,虽无明确的信仰背景,却也从其对于命运、苦难的思考中,认定了相对于“造物主”、神性、命运的人的无力与有限性,因而显示了明确的宗教气息。此一时期的宗教写作有一个突出的特征,信仰的意味大为凸显,世俗与信仰之间的争辩也空前激烈。尽管史铁生、北村这样的作家对人生苦难的体验都有极个人性的原因,但不可否认,世俗化的、“堕落的”社会、时代环境构成了他们潜在的对话对象和对抗目标。值得注意的是, 1990年代以来,坚持信仰维度的作家、批评家以皈依基督教(或以之为精神资源)的居多,如北村、刘小枫、谢有顺(史铁生虽无基督教背景,也从中吸取了不少资源),鲜有人谈佛论道,原因正在于此———佛的出世、道的世俗性,用以增添点文人气是可以的,以之与世俗的商品、市场社会拉开洁身自好的距离,保持批判性的紧张,则不相宜;伊斯兰教,在一般的误解中,似乎是一种过于极端的宗教,无疑过于“激进主义”,这又是喜欢所谓“自由”的知识分子所惧怕的;另外,或许,从“启蒙主义”的立场上看,基督教才更具有普世性、精神超越性,更具有主流文明气质,因而也更合乎追求精神高贵和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的口味(西方知识背景的)。不难理解,基督教在1990年代以后,似乎具有了对抗世俗的精英主义的象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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