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的宗教写作：张承志宗教写作的意义

一、来自异端的批判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说:“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1]由此,马克思经由对神学的批判进入了对法的批判和政治的批判。但是,马克思这一对19世纪德国宗教的批判在中国作家张承志的宗教写作这里却是失效的,甚至是相反的:宗教的确是具有现实苦难起源并是对它的抗议,但却并非人民的鸦片,恰恰相反,它是对种种世俗形态的鸦片(阿q精神和犬儒主义人生哲学)的反驳。

这么说并不是指张承志的宗教写作确立了现实世界之外的另一种精神维度,或者乌托邦,从而和不完美的现实形成批判性的张力。当然不是,他决不能单纯地由所谓理想主义、人文精神等似是而非的描述获得恰切的解读。事实上,张承志也从来没有像一般的宗教写作那样沉浸在对另一个彼岸世界的书写中, (如果说他宗教写作的前期即写作《九座宫殿》、《残月》、《黄泥小屋》时期,这一气质还不甚清晰的话,后来的《西省暗杀考》、《海骚》、《心灵史》就表现得异常明确了。)张承志呈现的总是现实世界与心灵世界之间的不妥协的紧张关系,是以宗教为表征的另一精神原则对现实的不断质疑与抗争。所以,在张承志的所谓宗教小说中,永远没有对现世的厌倦、淡漠,对生存苦难的超脱、冥想和超越性的沉思,他表达的重心也不在对彼岸世界的皈依、救赎等主题上,而是对现世的不断抗争、介入的热情。正如《西省暗杀考》、《心灵史》等作品显示的那样:现实苦难决不是升入天国的阶梯,而是异端存在的理由。由此,张承志的宗教写作洋溢着一种异端的气质和对体制的对抗色彩,所谓牺牲之美,所谓“舍西德”(复数形式为束海达依,即为伊斯兰圣教牺牲)、圣战,完全不能在宗教的意义上来理解,因为它们所要捍卫的不是宗教的神圣原则,而是被压迫者的心灵自由和底层民众的生存权利,以及对维护和再生产不公正、不义的体制权力的永远的异端姿态。所以,张承志才在《心灵史》中意味深长地说:“异端即美———这是人的规律。”所以,就文学写作而言,宗教只是张承志的批判策略,使他获取了一个对时代和现实的批判性的“另类”的立足点。这么说并不是怀疑张承志宗教信仰的真诚性,相反,正是其真诚性才使这一批判具有了情感的深度与文学表达的力量。

因而,如果不是从作为教徒的张承志,而是作为作家的张承志而言,张承志的宗教写作指向的不是精神、神圣性或唯灵的热情,相反,它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世俗世界与时代命题,尽管它采取了宗教写作的形式。从本质上看,张承志宗教写作具有强烈的世俗性,充满了世俗关怀和具体而又宏大的政治诉求。

二、宗教写作脉络中的张承志

“异端”立场和现实批判性、抗争性使张承志的宗教写作显得极其另类。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众多作家在文学中注入了宗教的意义表达,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创作脉络。众所周知,在现代文学中,许地山、丰子恺、俞平伯、废名、施蛰存等创作中都具有或浓或淡的佛教色彩,冰心、老舍、萧乾、林语堂等创作中亦含有不同程度的基督教气质,虽然这些作家的宗教写作和他们所处身其中的历史语境有时也有某种潜在的联系,但宗教对于这些作家的文学来说首先是生命个体对人生体验的表达,或者是对超越性的人生意趣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是走出儒家文化的一代知识分子确立人生意义的新的精神选择,或在价值纷乱、内外交困的时代开出的一剂医治个体心灵的处方。[2]故而,对于这些作家来说,宗教的意义主要还是文学性的或审美性的,宗教为他们的写作增添了一种深沉蕴藉的美学风格,一种理想性和浪漫主义情调,所以,除了许地山等极少数是真正的教徒并在某些创作中以信仰来阐释人生,众多作家其实并非以信仰来写作,最多只是融入了某种宗教的义理与情趣而已,典型的如周作人以俗人的眼光读佛经;即如真正做了居士的丰子恺又何尝不是如此?俞平伯《古槐梦遇》中所言:“不可不有做和尚的念头,但不可以真去做和尚”,可谓道破此中奥秘。同样,周作人在《圣书与中国文学》中极力夸赞《圣经》,并预言其将对中国文学产生深远影响,全部理由亦在于它是具有高度文学性的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