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当代新诗的“海拔高度”

“新时期”以来的海南当代诗歌史，大体上可以分为：1988年建省以前；1988年建省以后至2004年期间；2004年至今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大致体现了海南诗歌的总体写作水平的高下及它在全国诗界的位置。新时期海南诗歌的三阶段1988年建省以前，除了极少数诗人，海南诗歌与全国水平有明显差距。建省以后这种整体水平的差距逐渐缩短，在1990年代后期，海南诗歌的总体水平，就省份而言，在国内小有影响，但具有全国性知名的诗人、诗作仍然偏少。2000年初期开始，海南的诗歌呈爆发之势，除了几位有重要历史影响的诗人定居海南，一批较为年轻的本土诗人也开始具有全国影响，并且海南诗人的集团优势开始充分显现，以“海拔”为代表的诗群正在冲击全国诗歌的“海拔高度”。海南建省以前这一时期，海南诗歌缺乏以一个省级或全国性的诗歌高度来要求自己的渴望和焦虑感。诗歌创作被一种狭小的地域意识所束缚，创作格局相对狭小，海南诗歌呈某种自足状态，尽管云逢鹤、冯麟煌等诗人在当时的全国范围内显现了很高的创作水平，但海南诗歌在总体上仍处于某种欠发达状态。

当然，这一时期的海南诗歌在美学风格上极其健壮，诗风质朴、单纯、明朗，这都是令人怀念的风格。这一代诗人为后来的海南诗歌的成长，为更为年轻的一两代人提供了重要的艺术参照———后来的诗人们正是在向他们学习，后来又向他们反叛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

建省后———2004年以前

1988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对诗歌写作具有重要的意义，行政上的升格带来体制性文化资源的改变与重组，而且，作为一个特殊省份的海南诗歌也有了新的预期与想象；随着大规模的海南开发，及海南旅游形象乃至品牌的确立，也带动了对“风景”的重新发现。对于本土诗人而言，这是一个地理及自我的重新发现的过程。而商品文化冲击下迅速改变的海南生活世界也给本土诗人带来怀旧的情怀和惶惑的焦虑意识，如何在诗歌中重建海南的历史形象与它作为生存根基的意义，就成为一个潜在的写作命题。我们可以在孔见、艾子、纪少雄、白然等人的诗中隐约发现“家在海南”作为诗歌主题的意义。

当然，最重要的，也是最可见的变化还在于移民诗人的大量涌入，大量来自诗歌中心区域的诗人进入海南，移民诗人改变了此前封闭的海南相对滞后的诗歌空气，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刷新了海南的诗学观念。

建省以后是商品经济的爆发式发展，而且充满了转型期的混乱与狂躁，这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冲击异乎寻常。这种变化的突然、陡峭、深刻，加之此后经济滑坡时的突然落差造成的精神震荡———很多诗人自己的命运沉浮都是和这一过程相联的，即是没有，也亲自见证、感受到了这一时代风云变幻和它裹胁个人命运的力量。这是一个让人既紧张、兴奋又倍感困惑的年代，也是一个物质、欲望挤压精神的年代，同样也是激发生存意义追问，对诗歌产生强烈内在需要的年代。

2004年以来

2004年是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年份，这一年海南发生了很多重要的和诗歌直接相关的事件。

这些事件似乎预示了海南诗歌新时代的来临。另外，多多的定居海南以及稍后王小妮、徐敬亚的到来，对海南诗歌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由于他们在诗歌史上的重要影响，主流诗界和民间阅读的双重肯定，某种意义上，他们的定居终结了海南在诗歌地图上孤悬海上的时代。一方面，他们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中国的主流诗坛看待海南诗歌的态度；另一方面，他们开始近在咫尺地（至少在心理上）在海南青年诗人心中隐约确立了时代的诗歌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