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蜕变中的历史复现——从“革命历史小说”到“新革命历史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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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10 作者:刘复生 点击:2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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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革命历史小说”文学资源的复活

“革命历史小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中一个有特定内涵的概念,也是比较成熟的一个研究领域。作为“十七年”时期最重要的文学创作现象,“革命历史小说”在历史观念、叙事策略与写作技术等方面都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模式①。此类创作与特定的历史语境有密切的关联,随着主流意识形态与时代文化的变迁,它似乎已固化成了文学史的标本,成为文学史意义上的经典。

但事实上,“革命历史小说”一直是新时期文学以来异常活跃的文学资源或精神资源。一方面,革命历史叙述是国家意识形态维护自身合法性与延续性的重要文学手段,因而各个时期均有国家体制约束及支持下的革命历史书写;另一方面,“革命历史小说”还以否定性的方式构成了所谓精英文学或“纯文学”的内在组成部分,比如,它直接构成了“新历史小说”的一个前提,“新历史小说”正是通过对历史异质性的发掘,来瓦解“革命历史小说”所建构的历史辩证法,这一直是“新历史小说”写作的动力,也是它得以形成文学史意义的原因。从1980年代以莫言、乔良、刘震云、周梅森等为代表的一般意义上的“新历史小说”,到1990年代以后以陈忠实、李锐、李洱等人为代表的对革命历史的重写,构成了一条潜在的线索,在它的背后,总是隐约可见一个“革命历史小说”的幽灵。

1980年代末尤其是1990年代以后,“革命历史小说”这个文化幽灵似乎全面复活了,它又获得了可见的形象,清晰地呈现在文化视野里。首先是“红色经典”的再度流行,1995至1999年间,《红岩》、《红日》、《红旗谱》、《青春之歌》、《烈火金钢》、《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革命历史小说”重版,成为发行量高达数万乃至数十万册的畅销书。此后是持续不断的“红色经典”重拍热,几乎所有的“革命历史小说”的经典作品都被重拍为影视剧,其中有的作品还有多种版本②。

其次,体制扶持下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再度成为国家传达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方式,1994年“主旋律”工程正式启动之后,它成为“主旋律”创作的最为重要的部分。国家广电总局1990年还专门设立了“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办公室”,负责审批、立项此类题材的创作。此类创作主要以影视剧最为突出,也最有影响,经影视剧本改编的长篇小说亦有不错的发行量。如《巍巍昆仑》、《开国大典》、《大决战》、《长征》、《日出东方》、《新四军》、《延安颂》、《太行山上》,等等。

再者就是近年来引人注目的一批以革命英雄为主角的长篇革命历史小说的出现。以《我是太阳》(邓一光)、《亮剑》(都梁)、《历史的天空》(徐贵祥)为代表的长篇小说以及根据这些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亮剑》、《历史的天空》等成为受各方面欢迎的流行文化现象③。

当然,这种“昔日重来”,不是对“革命历史小说”模式的简单重复,而是对这种文学资源的一种借用与改写,其所承当的历史文化使命,虽说仍有某种延续性,却已具有了深刻的内在差异。

事实上,革命历史文学资源的再度复活,对应着中国社会深刻的历史转折,时代语境的巨变生成了新的革命历史想象。

1990年代以后的国家意识形态已经是一种全新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期的新型意识形态。这种新的意识形态战略将在两个方向上保持微妙的平衡:一方面,它将维护旧有的革命理想与价值观的神圣性,新意识形态无法回避这份精神与历史遗产,仍强调这种正统继承者的身份;另一方面,在新的市场社会中,国家的施政理念与社会理想已出现重大变化,对社会主义经典命题如平等、人民民主、资本主义等都有了新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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