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危机与时代意义

　　　　　　一、当代文学研究的危机

当代的文学研究和批评已经边缘化，它对社会的影响力已大为降低，这是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对于这种危机状况，人们轻而易举地归因于商业消费时代的来临。但是，在我看来，当代文学研究（包括批评）的衰微，根本原因或首要原因，不在商业社会——它只不过是戏剧性地加剧了当代文学固有的危机而已，危机更多地来自当代文学研究自身。也就是说，它丧失了切入当代世界的能力，与之相比，反倒是经济学、社会学甚至史学提供了比当代文学研究更加文学化的对当下世界的解释（先不论它是什么样的解释）——经济学等学科的风光和这一点紧密相关。或许，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还没有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在这个时代的位置，也还没有明确意识到自己的根本使命。

于是，一个问题必须再度提出来：当代文学研究在这个时代能提供什么？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意义何在？

事实上，这也正是思想家竹内好的问题意识之所在。在与当时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汉学与支那学）进行论争时，他关切的一个核心命题就是：文学研究的意义何在？是像汉学那样追求高雅的文学趣味和人文教养，还是像支那学那样追求成为一门实证性的知识或学问？[1]

反观当下，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共同体正在孜孜以求的不正是这两个方面的目标吗？文学研究是为了追求普遍的审美教养，这在很多当代文学研究者那里，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常识，也是当代文学的唯一使命。（对这一点的质疑，下文细述）。

另外，就是把当代文学当成一门正统的学术或学问，力求使之成为一门规范化的、科学的、实证性的知识系统和学科。近年来，当代文学对1940年代以来的（重点是1950－1970年代的）文学研究取得了突出成绩，这被很多人欢欣鼓舞地认为是当代文学作为一门真正的学问确立的表征，也是它开始确立自身学术合法性的标志。对一些研究者来说，自己长期以来的学术焦虑得到了初步的克服：当代文学正在确立其学科的经典地位，仿佛它已经现代文学化，甚至古典文学化了，当代文学研究终于摆脱或正在摆脱学术研究的二流、三流身份，登堂入室了（人们都熟知关于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文学批评的学科等级秩序的一般说法）。但其实，这种扬眉吐气却是深刻地认可了不平等的学科体制所认定的权力关系，认可了那种将当代文学非法化的学术规范和基本前提的正当性，作为结果，它也将进一步导致当代文学研究自身意义的迷失。

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现代世界意味着一个日趋“合理化”的进程，而不断规范化、职业化的文学研究，正是这一合理化过程的一部分——既是它的结果，也是它的加速器。按福柯的理解，合理化的学术分科即学科正是现代规训体制的一个精妙的场域（规训discipline和学科在英文中本来就是一个词），同时也在它的内部复制着现代社会体制的规则。但是，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作为一种非常特殊的文学“学科”，一直还残存着抵抗这个合理化进程收编的潜在可能性，如果当代文学“研究”再追求成为“规范化”或可以被合理管理的一个学科，从而强化当代社会的“规范化”体制，文学研究将更深刻地丧失这种潜能。[2]

事实上，这种危机已经开始了，当代文学研究，这个寄身现代体制、难以管束的文化游击队，正在被招安为循规蹈矩的正规军，我们的当代文学正在融入当代学术生产体制，把生产可传授的文学知识与知识积累作为自己的追求。批量化的“学术成果”、“学术人才”正在通过当代的大学、研究机构等学术机器或学术加工厂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十几年来，当代文学批评界日益成为概念制造的车间与流水线，花样翻新的无聊论争和更新换代的命名竞赛成为人们对文学批评的主要记忆；文学史的研究尽管成就巨大，却也同时在一种复原历史的冲动之下生产着源源不断的臃肿而繁琐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