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尴尬的文坛地位与暧昧的文学史段落——“主旋律”小说的文学处境及现实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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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10 作者:刘复生 点击:1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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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旋律”小说中,有时,意识形态的表达具有极多的弹性和多义性,像刘醒龙、邓一光这样的作家“主旋律”色彩就不太明显,甚至很多批评家将他们作为“纯文学”作家看待。这一方面显示了“主旋律”表意的高度技巧性,也表明,在有些时候,所谓“主旋律”与所谓“纯文学”之间并不存在明晰的疆界(注:“纯文学”作家李佩甫的部分创作也是“主旋律”的,如《学习微笑》及中央电视台热播的《难忘岁月——红旗渠》等。)。“主旋律”小说的这种特殊性,也使它的内部具有更多的表意空间和多种异质性因素,比如在“乡土小说”和“新改革小说”领域,社会不公正,尤其是以农民和下岗职工为代表的下层社会的生存苦难也得到了呈现,尽管它们在小说中被加以意识形态的处理和解释,却仍然保持了一定的抗议性和批判力量。“反腐败”小说在忽视“腐败”的体制根源,以道德化的解释、大团圆的结局化解矛盾的时候,也试图传达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思考,它们都普遍地具有一个质疑表层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潜在结构。

“主旋律”文学的确有它深刻的缺陷,它在技术上相对粗糙,向大众文化的审美趣味妥协过多,对现实的反映,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并没有达到呈现现实苦难与社会危机的真正深度,而只是为了在想象的领域弥合现实矛盾,重建现实秩序的合法性。但对现实的扭曲式反映也是对“现实”的反映,它毕竟还在试图建立与现实(中国问题、现实危机)的联接。而且,我们不能忽略的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之内,有些别有抱负和追求的作家也颇为巧妙地传达了现实批判性和对历史、现实的深刻反思。事实上,这是它们受到各阶层尤其是广大中下层读者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它们的阅读快感和感染力并不单纯是由于其商业性元素(比如故事性强,揭黑幕等),更不可能是由于其意识形态宣传所致,它能受到广泛的欢迎,就表明它决非仅靠外力扶持而已。相反,与这个一直关照现实的颇具活力的创作潮流相比,总体的文学界(在一般的理解中,“主旋律”文学自然是不在其中的),除个别优秀的作家之外,令人失望地表现出表述现实的乏力。当文学界宁可接纳卫慧式写作也拒绝认可张平时,这一逻辑就显示出偏执性。在这一点上,陆天明的反问不能不说是有力的:“怎么那些写性、写暴力、写酒吧生活的小说就‘文学’了,能得到理论界的捧场,而我写反腐的、现实的就不是文学呢?现在包括理论界在内,认为越脱离生活、现实、大众,作品就越文学、越艺术,越晦涩、越抽象的越好。在我看来,这样搞下去,文学会越来越没有生命力。”(注:卜昌伟:《陆天明推出人性关怀新小说,还会“一如既往反腐”》,《京华时报》2003年12月2日。)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一般的小说家们拒绝进入具体的政治、经济场景,对“人性”或历史进行超越性的“深刻”书写,或过于沉溺于世俗生活或欲望中时,它们不也在起到某种使现实秩序合法化的间接功能吗?在本质上,这一部分文学反倒是潜在的“主旋律”创作(这以池莉、海岩等人的创作最为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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