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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化战略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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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10 作者:刘复生 点击:3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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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旋律”的提出是对国家在1980年代末以来所遭遇到的“合法性”危机的直接应对。在“国家”主流说法中,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以八十年代末为顶点的一系列事件被简化为“西化”或“资产阶级观念”影响、冲击下的结果,因而自然也是国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放松了思想、文化控制的结果。因此,重新强调健康、积极向上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就成为应有之义。

其实,从执政党思想、宣传、文艺政策的历史线索来看,“主旋律”的提出具有内在的历史延续性,在内容、形式、运作方式与组织形式等方面,它都与1940年代以来的“一体化”具有众多的相近之处。仅从1980年代以来,在邓小平对文艺政策的许多重要论述中,就多次强调过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只不过并没有从正面(反面有批判“精神污染”)集中地从艺术领域(有宽泛的社会实践,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强有力地贯彻为政治实践。①从某种意义上说,“主旋律”正是这一思想的一个逻辑的展开,是邓小平的“问题意识”在经过历史验证之后,由相对单纯的政策观念生成为宏大的历史实践和政治工程的结果。邓小平对思想战线的“反精神污染”的高度重视与认识其实正是“主旋律”的一个否定性的起点,他对“精神污染”的危害性及严重历史后果的高度警惕已经暗含了从正面“占领思想阵地”的必要性的前提:“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殃民。它在人们中混淆是非界限,造成消极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腐蚀人民灵魂和意志,助长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泛滥,助长一部分人当中怀疑以至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思潮。”〔3〕(p176)江泽民后来总结为“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4〕(p46)“舆论工作十分重要,千万不能忽视。在这方面,我们有成功的历史经验,也有过沉痛的教训。在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中,舆论引导上发生的严重失误,给全党同志上了深刻的一课。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首先要把握好报刊、通讯社、电台、电视台、出版社的宣传方向,把这些阵地牢牢地掌握在我们党的手里,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5〕(p121)

虽然第二代领导人对文化建设有一定的认识高度,历史情境却使国家难以将“占领思想阵地”的战略有效地实施。在1980年代以来的“新启蒙主义”思想氛围中,启蒙主义的精英知识分子以追求西方现代性的历史诉求,在“传统—现代”的知识框架中,以隐喻甚至是直白的方式将社会主义价值遗产批判为前现代的蒙昧、封建与专制,获得了强大的社会认同。“精英”们以高蹈、饱满的主体性成为时代精神的象征。在当时,“新启蒙主义”知识分子与国家意识形态具有高度的同构性———更准确地说,后者正是前者的重要的内在组成部分。配合“思想解放”、“现代化”与“改革开放”的宏伟叙述,“新启蒙主义”展开其意识形态实践,在党内“开明派”与精英知识分子(二者也是相互渗透的)鼓动、参与下,“新启蒙主义”迅速成为主导性的思想潮流,获得了强大的合法性和感召力,成为解释历史、塑造未来的思想力量。但是,“新启蒙主义”与国家意志的这种高度的合谋与一致性并不能消除二者之间的局部歧异,“新启蒙主义者”在真诚的假想中保持了独立、超然的精英姿态与批判性品格。于是,在共同的利益和目标下,处在“历史性的天真”中的新启蒙主义者与“主流意识形态”发生摩擦在所难免。这给新启蒙主义者们提供了自身英雄性的身份证,他们也乐于夸大这种分歧,并由此获得了一种反抗性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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