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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革命历史小说”到“新革命历史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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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8-10 作者:刘复生 点击:2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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蜕变中的历史复现:

从“革命历史小说”到“新革命历史小说”

内容摘要:“十七年”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构成了“新时期”以来的重要文学资源,近年来流行的“新革命历史小说”即在延续“革命历史小说”写作模式的基础上进行了改写,它在文学观念和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都做出了一定的拓展,显现了很多区别于经典的“革命历史小说”的风格特征,形成了新的叙述模式。这种叙述模式和美学风格的转换透露着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变迁轨迹。

一、 “革命历史小说”文学资源的复活

“革命历史小说”是中国当代文史研究中一个有特定内涵的概念,也是比较成熟的一个研究领域。作为“十七年”时期最重要的文学创作现象,“革命历史小说”在历史观念、叙事策略与写作技术等方面都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模式。[i]此类创作与特定的历史语境有密切的关联,随着主流意识形态与时代文化的变迁,它似乎已固化成了文学史的标本,成为文学史意义上的经典。

但事实上,“革命历史小说”一直是新时期文学史或文化史中异常活跃的文学资源或精神资源。一方面,革命历史叙述是国家意识形态维护自身合法性与延续性的重要文学手段,因而各个时期均有国家体制约束及支持下的革命历史书写;另一方面,“革命历史小说”还以否定性的方式构成了所谓精英文学或“纯文学”的内在组成部分,比如,它直接构成了“新历史小说”的一个前提,“新历史小说”正是通过对历史异质性的发掘,来瓦解“革命历史小说”所建构的历史辩证法,这一直是“新历史小说”写作的动力,也是它得以形成自己的文学史意义的原因。从1980年代以莫言、乔良、刘震云、周梅森等为代表的一般意义上的“新历史小说”到1990年代以后以陈忠实、李锐、李洱等人为代表的对革命历史的重写,构成了一条潜在的线索,在它的背后,总是隐约可见一个“革命历史小说”的幽灵。

1980年代末尤其是1990年代以后,“革命历史小说”这个文化幽灵似乎全面复活了,它又获得了可见的形象,清晰地呈现在文化视野里。首先是“红色经典”的再度流行,1995至1999年间,《红岩》、《红日》、《红旗谱》、《青春之歌》、《烈火金钢》、《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等一大批“革命历史小说”重版,成为发行量高达数万乃至数几十万册的畅销书。此后是持续不断的“红色经典”重拍热,几乎所有的“革命历史小说”的经典作品都被重拍为影视剧,其中有的作品还有多种版本。[ii]

其次,体制扶持下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再度成为国家传达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方式,1994年“主旋律”工程正式启动之后,它成为“主旋律”创作的最为重要的部分。国家广电总局1990年还专门设立了“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办公室”负责审批、立项此类题材的创作。此类创作主要以影视剧最为突出,也最有影响,经影视剧本改编的长篇小说亦有不错的发行量。如《巍巍昆仑》、《开国大典》、《大决战》、《长征》、《日出东方》、《新四军》、《延安颂》、《太行山上》等等。

再者就是近年来引人注目的一批以革命英雄为主角的长篇革命历史小说的出现。以《我是太阳》(邓一光)、《亮剑》(都梁)、《历史的天空》(徐贵祥)为代表的长篇小说以及根据这些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亮剑》、《历史的天空》等成为受官方与大众双重欢迎的流行文化现象。[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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