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树下清荫则是去年——福建的四位女诗人

一部中国新诗史是由几位福建籍的女诗人“串”起来的，她们是冰心——林徽因——郑敏——舒婷。四位诗人，分别代表了百年新诗发展的四个重要阶段。

我研究中国新诗史，无意中发现福建籍的女诗人在新诗史中的突出而特殊的地位。中国的女性诗人眼下是很多了，但在新诗草创期以及随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包括共和国前期)里，女诗人为数寥寥，甚至是凤毛麟角的——一部中国新诗史基本上是由男性书写的。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尽管男诗人为数众多，他们一定程度垄断了话语权，可是新诗发展的每一个重要的阶段，总推出女性诗人来概括一个时代。尤为让人感到惊异的是，这些概括了时代精神的代表性女诗人竟然都出自福建！我曾说过，一部中国新诗史是由几位福建籍的女诗人“串”起来的，她们是冰心——林徽因——郑敏——舒婷。四位诗人，分别代表了百年新诗发展的四个重要阶段。

这里首先要说冰心先生，我本人有幸在她的书房倾听过她的谈话，和她亲切地谈论过家乡、写作和童年的记忆。记得有一次，她在赠送给我的照片背面题签，认我为“同宗”——我和冰心的祖籍都是福建长乐，都是长乐的谢姓家族，我和冰心先生“核对”过，我们的堂号都是“宝树堂”，那天，她在赠我的照片背面不假思索地题写“谢冕同宗”四字。冰心是影响了我一生的前辈作家，从《寄小读者》开始，我就是她的忠实的小读者，随后，她的《繁星》、《春水》进入了我对于中国诗歌的思考。我说过，早年我不懂鲁迅，却懂得冰心，我领悟她博大的爱心，并使之融入我的心灵，成为我人生的志向和目标。还有她优美高雅的文章风格，我悄悄地学习她的美文，这种学习深刻地影响了我后来的文风。

冰心的写作始于五四新诗的诞生期，她的名字是与新诗早期的缔造者胡适、刘半农、朱自清、郭沫若等大体同时出现的。冰心的出现是当日诗歌界一道动人的风景。有论者把《繁星》、《春水》与鲁迅的小说集《呐喊》相提并论。(见苏雪林：《冰心女士的小诗》：“五四运动发生的两年间，新文学的园地里，还是一片荒芜，但不久便有了很好的收获。第一是鲁迅的小说集《呐喊》，第二是冰心的小诗。——于是她更一跃而为第一流的女诗人了。”转引自张延文《福建女诗人传统》)。甚至有人将当日盛行的小诗体式称为“繁星体”。尽管冰心本人对自己当时的写作评价不高(1933年冰心在《冰心小说集》自序中说：“谈到零碎的思想要联带着说一说《繁星》和《春水》。这两本‘零碎的思想’使我受了无限的冤枉！我吞咽了十年的话，我要倾吐出来了。《繁星》和《春水》不是诗，至少那时的我，不在立意做诗。”引自刘福春著：《寻诗散录——风行一时的小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但是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的导言中郑重地记下了冰心的贡献。

冰心的创作的确概括了一个时代，她的创作凸显了那个个性解放、思想独立的时代精神。回顾当年那一场轰轰烈烈的诗歌运动，这一运动致力于解放诗体、破除束缚思想的旧格律，致力于以白话代替文言写诗，从而使自由的思想、鲜活的想象能够进入诗中。在这方面，冰心不仅是最早的实践者之一，而且象征了一个时代。她的小诗创作借鉴了泰戈尔的简洁深邃，也间接受到日本俳句的影响，清新、隽永、明快、简洁，有一种澄澈透明的空灵。尽管她未必有意，但她的确是一位引导潮流的诗人，她的诗歌创作概括了一个伟大时代的自由精神。

林徽因和冰心是同代人，我见过她们两人在美国留学时的合影，但她们的诗风迥然不同。林徽因的创作在新月派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位出身名门的福建才女，她的身世联系着福州名人扎堆的三坊七巷，也联系着一代宗师梁启超的显赫家族，她的传奇般的婚恋经历，更是与民国当年的学术界、建筑界、诗歌界最活跃的人士相联系。她是北京著名的“太太客厅”的女主人，在她的身边聚集了当年中国国内外(例如费正清、费慰梅等)最优秀的一批教授、学者、诗人、作家和社会名流，那些她的挚友、爱人和崇拜者，更是众星捧月般地围绕在她的周围，捧着她这一弯清俊的“新月”。在这座北京城内著名的客厅里，他们饮英国式的下午茶，倾听女主人的妙语连珠，谈论文学或诗歌，也许更有哲学和建筑。(一位朋友在她的书中记下了林徽因的下午茶情景：“林徽因的博闻强记令人惊异，无论是济慈、雪莱、还是勃朗宁夫人、叶赛宁、裴多菲、惠特曼——谁记不住、背不出的诗句，林徽因都能准确无误地出口成章。林徽因很喜欢爱尔兰诗人叶芝的《当你老了》，她用英文朗读那首诗时，在座的陈岱孙、金岳霖曾被感动得泪光闪烁。”陈渝庆：《多少往事烟雨中》，12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1月)。这是当年北京城内一道美丽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