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海角 率性而为——近年海南作家群体创作概览

海南是个移民岛，尤其是现代以来，随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加剧了文化的多元化与混杂性，尽管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文化的冲击，造成海南文化内部异质元素之间的张力，但是，最终海南以其固有的开放性气质和某种岛民特有的固执性格，不断地生成着一种变通、融和、互补的海南性格和文化生态。

在海南当代史上，发生过几次重要的移民潮，尤其是1988年建省办特区所导致的“十万人才下海南”。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作家的构成，甚至改变了海南读者的主流阅读预期。总体上看，海南文学呈现出书写内容、生活观念和艺术风格的多样化特征，这和重要作家多为移民作家有关。而随着本土作家的成长与成熟，通过对本土生活方式与文化资源的深入发掘，本土作家越来越显示出文学写作方面的优势。这在某种意义上和来自移民作家的激励和压力有关，也和海南不断发展之后新的本土文化的自觉有关。

多元文化背景交融的创作生态

移民作家中，不同的文化背景导致了不同的文学风格，比如湖南作家韩少功、蒋子丹显示了神奇的想象力、对语言形式的敏感和某种浪漫的文学气质，而陕西作家杜光辉、张浩文等则显得更为朴拙，更注重厚重的生活本身的质感。

这些移民作家有些人并不以海南为直接的、主要的背景，比如韩少功在移居海南之后创作的《暗示》、《马桥词典》、《山南水北》及具有广泛影响的中短篇小说仍然以湖南生活的经验为中心。

蒋子丹的小说更多具有女性主义气质和先锋色彩，具有某种抽象化的诗化风格，新世纪以来的创作虽然较为贴近现实，背景却颇为宽泛和虚化，她更为关心那些一般化的人类生存命题，包括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一只蚂蚁领着我走》和《动物档案》，以及带有网络写作特征的《囚界无边》。

李少君在上世纪90年代集中创作的都市题材的小说，也不注重对海口生活氛围和地域风景的描摹，他更在意的是当代商业化都市里青年人的生存境遇。张浩文更多地沉浸在对故乡陕西生活的记忆中，关中乡土生活成为他书写中国人心灵变迁的载体。而杜光辉对关中生活的书写，更多表现为对传统人格理想或平民中蕴藏的道德力量的信赖，如《大车帮》。陕西移民作家孙皓辉在海南生活多年，创作出了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更为典型地代表了陕西作家的抱负——他试图以“秦人”的眼光重构中国三千年的历史。而来自北京的作家晓见，则更具有现实关怀和政治意识，更乐于在社会、政治、经济的复杂关系中理解人物命运，结构富于戏剧性的故事。另外，来自江西老区的张品成则热衷于书写红军时期的革命历史故事，以现代观念重新理解革命战争所代表的理想主义。

但是，这些移民作家对原来的生活经验的书写已经脱离了原来的文化系统，被海南文化赋予了新的意义，更准确地说，是当下的海南经验使他们激发了“往回看”的冲动，并重构了他们的文化记忆，他们选择性书写了他们的生活记忆。对于有些作家来说，这种来自海南生活的激励正是促使他们从事文学写作的内在动力。由于独特的自然生态和本真的生活传统，相对于内地来说，海南生活形成了一种崇尚自然本色、热爱性灵自由的人生观念，这使海南的作家，不管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都具有一种共同的作家理念，那就是生态主义的创作理想，这也决定了他们普遍具有一种“向后看”的文化心态，对于现代商业文化和技术主义文明表现出某种不信任。于是，对于移民作家来说，他们习惯于到仍然保持着更多前现代文化的故土生活中寻找人生的意义，而对于本土作家来说，则更钟情于在生活记忆中去寻找生活的价值源泉。这其中，自然含有对现代生活的批判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