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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5-19 作者:刘复生 点击:2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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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贺桂梅来说,掌握、熟悉西方理论的价值,绝不在于直接拿来阐释中国的各类文本与文学史,事实上她从来没有系统地操练、运用过任何一种西方理论,也没有针对不同的分析对象轮番使用各种西式武器。研读西方理论,并非把它们视为可以脱离具体语境的“真理”或方法。她对于追逐西方“新潮”理论,“同步于”西方学院或全球学术体制通货膨胀式的学术生产并无多大兴趣。完成“语言学转向”只是为了确立自己的知识立场或批判性的立足点。

对于中国当代的知识分子来说,在所谓全球化的语境中,处身于全球理论生产格局中的第三世界,如蒙昧于理论生产的当代进程,则无法真正敏锐地、批判性面对不断为“理论”改写或塑造的现实与历史。事实上,贺桂梅对于当代中国学人的这种命运充满了自觉。对于80年代以来融入全球化资本市场以及话语空间(意识形态)的中国来说,进入主流的理论脉络是批判性地阐释中国的前提。在这个时代,离开了全球性的理论视野,我们已无法真正的“出声”。并没有纯净的等待西方理论阐释的中国,在“五四”以来思想的“跨语际实践”中,西方理论与思想一直是中国现实的内在构成部分。所以,批判性地研究、熟悉西方“语言学转向”之后的理论,其实是更深刻地将贺桂梅带入了思想的复杂的历史地形图。

“语言学转向”是贺桂梅最重要的理论转型,对于她的研究,这一转向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说,在“转向”之前的阶段,贺桂梅还基本上局限于文学作品的解读、批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思潮研究与作家论批评。那么,“转向”之后,对于她来说,文学文本已不再具有中心地位。众多的思想、文化现象同样是需要解读的文本与话语,而且它们产生于其间的历史语境也是一个文本,需要在互文本的意义网络中来理解。更重要的,在话语的运作背后还隐藏着权力的实践与意识形态的秘密。这一转向有力地破除了贺桂梅的实证主义幻想——如果曾有过的话。对所谓史料的过度依赖其实无异于不加反省地认可了某些有待质疑的前提和预设。

可以发现,在“语言学转向”所提供的思想、理论资源中,真正对贺桂梅产生深刻影响的绝不是结构主义式的“把现实放进括号里”,而主要是福科式的知识考古学、系谱学,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如阿尔都塞、伊格尔顿、杰姆逊等)理论。后结构主义时代对现代性思想的批判自然接通了对中国现代性思想的反思,近年来,贺桂梅对文学史观念领域中的“启蒙主义”观念进行的清理正是在这一思路中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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