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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传》:家庭变故中的记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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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4-22 作者:钱理群 点击: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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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专题

又是“此刻(即事后)回想”,又是“仿佛”,说明所注意、钦慕的,不是一个具体的女性,而是抽象的,在想像中被理想化的女性。而且,这时的“女性”已不再是童年时代平等嬉戏的伙伴,而是被明确地意识到的异性,是作为恋慕的对象、性意识的诱发者的存在:这都是初恋中对女性的观察视角、心理的微妙变化。

我在那时候当然是“丑小鸭”,自然也是知道的,但是终不以此而减灭我的热情。每逢她抱着猫来看我写字,我便不自觉的振作起来,用了平常所无的努力去映写,感着一种无所希求的迷蒙的喜乐。并不问她是否爱我,或者也还不知道自己是爱着她,总是对于她的存在感到亲近喜悦,并且愿为她有所尽力,这是当时实在的心情,也是她所给我的赐物了。在她是怎样不能知道,自己的情绪大约只是淡淡的一种恋慕,始终没有想到男女关系的问题。②③周作人:《雨天的书·初恋》,第39页。

这里有“喜悦”与“兴奋”,但它是“一种无所希求的迷蒙的喜乐”。这种迷蒙的,甚至带一点神秘色彩的情感世界,自然不同于与朋友(包括女性朋友)之间的友谊的爱所引起的更为单纯,也更为明朗的喜悦,但它是“淡淡的一种恋慕”,又有别于热恋中的昏迷、狂热状态。正是这初恋中的喜悦与兴奋逐渐唤醒了男性的自我意识:一种连自己也把握不住的自我表现欲和取悦对方的欲求。

有一天晚上,宋姨太忽然又发表对于姚姓的憎恨,末了说道,“阿三那小东西,也不是好货,将来总要流落到拱辰桥去做婊子的。”我不很明白做婊子这些是什么事情,但当时听了心里想道,“她如果真是流落做了,我必定去救她出来。”②

这时,男性意识已经逐渐占了上风,自觉、不自觉地把对方当作保护对象了。这是在恋爱过程中必然发生的微妙变化。

大半年的光阴这样的消费过了。到了七八月里因为母亲生病,我便离开杭州回家去了。一个月以后,阮升告假回去,顺便到我家里,说起花牌楼的事情,说道“杨家三姑娘患霍乱死了”,我那时也很觉得不快,想像她的悲惨的死相,但同时又却似乎很是安静,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③

这已足以证明:所发生的不过是一次初恋。但是,“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仿佛”而已,仍然留下了一点淡淡的惆怅,又夹杂着淡淡的喜悦。

很多年以后,周作人在回忆杭州时,仍然这么说:“我与杭州没有很深的情分,十四五岁曾经住过两个年头,虽然因了幼稚的心的感动,提起塔儿头与清波门都还感到一种亲近,本来很是嫌憎的杭州话也并不觉得怎么讨厌……我总还是颇有乡曲之见的人,对于浙江的事物很有点好奇心,特别是杭州——我所不愿多想的杭州的我所不知道的事情,却很愿意听,有如听人家说失却的情人的行踪与近状,能够得到一种寂寞的悦乐。”周作人:《永日集·燕知草·跋》,第77~78页。这里所说的塔儿头离花牌楼很近,而清波门就是杨三姑娘的居住地。显然,周作人对他少年时代的这一段感情生活是极为珍视的。性的觉醒,本是一种正常生理、心理现象,自古有之,人人皆有。但对性的觉醒的珍视与自觉,却不能不是一种现代意识。对于周作人及其同代人来说,性的觉醒与人的觉醒是互相联系的;对性的觉醒的敏感与自觉,构成了周作人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在这种心情下,周作人对于祖父的回忆,也是美好的。祖父介孚公本名致福,后改名福清,是翰林出身,曾外放江西金溪县任知县。因顶撞上司被参劾革职,又遵例捐升内阁中书,当了几年京官,终因科场案入狱,由于屡经官场沉浮,郁郁不得志,在周家新台门内是以脾气暴躁与乖戾著称的。但在周作人的眼里,这位祖父确实不同于其他长辈,在不同寻常之中,自有其可爱可敬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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