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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深渊之路——周作人后期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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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8-20 作者:钱理群 点击:4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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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专题

我们把1927年10月《语丝》被封作为划分周作人思想发展前后期的标志,是因为在此之前,周作人的思想虽几经起伏,但积极面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自此以后就逐渐走向消极,最后坠入民族罪人的深渊。对周作人后期思想,研究者向来语焉不详,稍有涉及,也多限于道义的谴责。但是,恩格斯说得好:“这种诉诸道德与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作证据,而只能看作象征。

”[1]科学研究的任务是从大量的事实材料出发,通过具体的分析,对周作人堕落的历史作出科学的说明与批判,并从中总结出历史的经验教训。

(一)

大革命失败以后,周作人感到了“凡人之悲哀”[2],一种“萧寂的微淡的哀愁”[3];周作人说,只有带着“败残之憾或历史的悲愁那种情调来看”,才能体味这“哀愁”里的“别种的意趣”[4]。周作人正是怀着曾经作过种种努力,试图对历史运动施加自己的影响,而终于“无效”与“无用”的历史失败者的心绪,来看待无论其前进,还是曲折,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运动,于是,他产生了茫然若有所失的幻灭感与无能为力的悲哀。如果说五四时期周作人曾经因为与历史主潮运动的自觉联系而产生过战斗的激情,成为时代的先驱者,五卅运动、“三一八”惨案中,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这种联系,因而也在一定程度内遏制了五四退潮期所产生的思想危机;那么,现在,周作人却自动地割断与历史进步力量的联系,而且在主观上还企图割断与一切社会历史力量的联系,作为一个纯粹的、孤立的“个人”(即他所说的“凡人”),与历史运动的铁的法则相对峙,一方面是“清醒地都看见听见,又无力高声大喊”[5]的渺小的“凡人”,一方面是似乎不可捉摸、仿佛不受任何力量影响的无情的历史运动,周作人必然地陷入“虚无”的绝境。与历史前进运动的这种自动脱节,使得周作人再没有任何力量来克服自身的精神危机。

当历史进入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经过一段彷徨、苦闷,周作人终于宣布自己“由信仰而归于怀疑,这是我的‘转变方向’了”[6]。

转向哪里呢?周作人提出了著名的“闭户读书论”,鼓吹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精神出路。

这与同时期鲁迅及其战友转向无产阶级文化思想即马克思主义那里寻找精神武器,是不同的方向。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老战士到这时才真正完成了最后的分化。

对于周作人自身来说,这一转变是带有根本性的。如果说本世纪初周作人(及其同代人)努力地挣脱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羁绊,向西方寻找民族自强与自我解放的道路;那么现在,周作人却自动地回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怀抱,而且不再怀有任何救国济世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自身“得体地活着”[7]。“得体地活着”,这成了周作人后半生的全部生活目标与意识中心,人的生物性的生存本能被提炼为一种“活着就是一切”的人生哲学。但作为有教养的知识分子,周作人当然不会满足于纯动物的好死赖活般的“活着”;而要活得“得体”,首先就是要在道德的自我完善中求得心理的平衡。这是周作人一贯追求的:每逢历史转折点,思想、感情发生激烈矛盾、冲突时,他总是后退一步,迅速寻找一个新的妥协点,来求得内心的平衡与安宁。中国传统文化正是长于心理平衡。鲁迅说:“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8],鲁迅因此而规劝青年不读或少读中国书;周作人现在恰恰要“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一头钻进中国书里去“避难”[9]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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