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冷血”的张爱玲，谁是陈寅恪？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人都是孤独的。

《烬余录》像是一个历尽沧桑的百岁老人所写，但是当时的张爱玲只有24岁。读《烬余录》，我发现，使张爱玲的文学不朽的所有的特质，在这篇回忆港大生涯的短文里，全部都埋伏了。从1939到1942年间，穿梭在仪礼堂、梅堂、陆佑堂的山径之间一个身形瘦弱的港大女生，可能在同学的眼中看起来“怪怪的”，却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河里一个高高冲起的浪头，影响一整代作家，形成“张学”现象。

今天一万四千个港大学生里，有多少人熟悉张爱玲的作品？

散步的朱光潜

仪礼堂后面，有一条山径，洋紫荆艳丽无比，百年樟树浮动着清香，九重葛烂漫攀爬。沿着山径往上到山顶，可以眺望南海上的山光水色。然后，偶然之间，我读到朱光潜回忆自己的港大生涯:

我们一有空闲，便沿梅舍后的小径经过莫理逊舍向山上走，绕几个弯，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爬到山顶。在山顶上望一望海，吸一口清气，对于我成了一种瘾。除掉夏初梅雨天气外，香港老是天朗气清，在山顶上一望，蔚蓝的晴空笼罩蔚蓝的海水，无数远远近近的小岛屿上矗立青葱的树木，红色白色的房屋，在眼底铺成一幅幅五光十色的图案……香港大学生活最使我留恋的就是这一点。

朱光潜，是中国当代美学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写了《悲剧心理学》、《西方美学史》、《谈美书简》等等，其中《西方美学史》是中国第一部全面系统阐述西方美学思想发展的专著。在1930年代的北京，从欧洲留学归来的朱光潜还在家里主持一个文艺沙龙，每月集会一次，朗诵中外诗歌和散文，探讨辩论诗歌理论与创作的各种问题。沙龙的主要成员有周作人、朱自清、郑振铎、冯至、沈从文、冰心、凌淑华、卞之琳、林徽因、萧干等人。沙龙所讨论和争辩的问题，又会从小小的客厅里辐射出去，成为文艺界注目的问题，或者影响到文学和诗歌创作的发展与流变。这是一个中国自由文人的沙龙，掺糅了欧美的风格和眼界，对1930年代文学，特别是“京派文学”的形成和风貌，都有了催化的作用。

朱光潜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说，是港大的四年(1918－1922)，“奠定了我这一生教育活动和学术活动的方向。”

今天一万四千个港大学生里，有多少人知道朱光潜是谁？

不吃“敌人面粉”的陈寅恪

许地山，知道的人可能稍微多些，台湾人早期也读过“落花生”的小品。胡适之向港大推荐聘请许地山做中文系系主任，主要因为台湾出生的许地山既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又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的双重学位，是一个学兼东西的人。在1935到1941的六年间，许地山不但改革了港大中文系的课程内容，对整个香港的人文教育也花了很大的力气，四处演讲，宣扬国文程度和人文教育的重要。

但是，我以前不知的是，许地山如何把陈寅恪带进了港大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