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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被“捧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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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6-24 来源:李景端 文汇读书周报 点击: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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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听到一种声音:“现在把傳雷捧得太高了”。我把傳雷与“五四”以来我国在俄语、英语、日语、德语等主要语种富有成就的翻译家做了比较,深深感到,就为文、为事、为人综合而言,译界尚无人能出傳雷之右。

●傅雷是以他一生的实践,赢得了人们心目中崇高的地位。他本来就在高处,我们现在做的,只是测量一下他的高度,解读这个高度的内涵以及它对后人的影响,所以何来“捧高”之说?

李景端:《译林》杂志创办人,曾任译林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著有《波涛上的足迹》《心曲浪花》《如沐清风》等。

为了纪念著名翻译家傳雷先生百年诞辰,前不久在北京、南京先后举办了“傳雷图片展”、“傳雷与翻译”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傅聪钢琴独奏会”等纪念活动。傳雷在世只有短暂的58年,在他逝世42年之后,人们何以还如此深情地怀念他?傳雷一生翻译的成就,当然是一宗珍贵的文化遗产,但更令人崇敬和怀念的,还有他身上那可贵的“傳雷精神”。

纵观古今文学翻译史,如果说,林纾是我国近代首开文学翻译先河的一座里程碑,那么,傳雷就是我国现代文学翻译史的又一座里程碑。曾经听到一种声音:“现在把傳雷捧得太高了”。对此,我认真做了思考。我把傳雷与“五四”以来我国在俄语、英语、日语、德语等主要语种富有成就的翻译家做了比较,深深感到,就为文、为事、为人综合而言,译界尚无人能出傳雷之右。傳雷作为现代译界的一座丰碑,当之无愧。我的根据是:

一、译著丰厚。傳雷译著多达43种、500多万字,累计发行量超过千万册。中国读者正是得益于傳雷的译笔,领略到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等法国名家的旷世名著。尤其在新中国成立的早期,在当时“一边倒”主要翻译出版俄苏文学的环境下,傅译法国文学译作的出现,使得中国读者在单调的翻译图书市场中,难得闻到了一点多元文化的气息,或多或少接受到了世界优秀文化的熏陶。从世界文学佳作得以在中国传播来讲,傳雷功不可没。

二、提出独特翻译理论。傅雷以自己特有的美术家眼光,认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强调两种文字要“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主张“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作为译文的美学要求。傳雷的翻译观,使他的译文形成了独特的翻译风格,以至被译界誉为“傳雷体华文语言”。

三、翻译质量精益求精。据傅敏的回忆,傳雷是位完美主义者,“随便什么事,一到他手里,都要做得好上加好”,对翻译质量更是如此。前两年,有位作家曾在报上对傳雷的翻译质量提出批评,随后法文专家许钧教授立即撰文为傳雷澄淸。对傅译质量的评价,还可列举以下的事实:五十年代法文翻译家罗新璋,曾把傳雷的译文与法文逐段对照抄写,在当时傅雷已译的247.8万字中,他对照抄写了254.8万字,结论是:忠实、贴切,又不拘一格。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委托罗新璋校订傳雷翻译的《幻灭》,全书50万字,罗只发现有一句不够理想。法国驻上海总领馆官员卢逸凡(ivanruviditch)中文很好,近日他在南京“傳雷与翻译”国际研讨会上发言说,他对照了傳译《老实人》的中法文本,巴尔扎克原来使用的是较古的法文,傳雷则用中国读者更容易接受的语言翻译,收到很好效果,表明傳雷的翻译是成功的。

联想到前几年刮过一股“抓前人辫子”之风,鲁迅、郭沫若、钱钟书等名家都受到批评,而杨绛译的《堂吉诃德》,甚至被人贬作“反面教材”,这显然是不可取的。其实基于两种文化的差异,任何翻译家都很难做到译文百分之百无误。何况傳雷自己发现在《贝姨》中误把蓝衣译为绿衣后,就连忙在《高老头》重译本的序言中做了自我批评。由此我认为,即使傳雷译作中存在某些瑕疵,那也无损对傳雷所作巨大翻译贡献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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