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言现象学看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问题

从冯友兰的一个论断说起：“新的现代化的中国哲学，只能使用近代逻辑学的成就，分析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概念，使那些似乎是含混不清的概念明确起来。” [1]冯氏的这句话说得很绝对，“只能”意味着唯一性。因此这句话意味着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之路只有一条。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只能通过对其含混的语言的澄清来达到，并且这种澄清须得借助于现代的逻辑工具、实际上也就是西方哲学的分析方法来达到。冯氏的上述说法，显然是受了西方的分析哲学的影响。

冯氏的上述论断直接产生了这么一个问题：走这条通过澄清传统哲学的概念来使中国哲学实现现代化的道路，能够行得通吗？对这一论断的回答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例如哲学与时代的关系，哲学对象的可变换性，等等，不过本文打算仅从一种“语言现象学”的视角出发来思考这一问题，并由此提出一种否定的回答。

这里所谓的“语言现象学”，指的是从哲学概念的流传、使用状况来分析某种哲学的现状。具体地说，是从中国传统哲学概念在现今的流行、使用情况，来论就中国传统哲学的现状。由于中国传统哲学概念如今继续被使用的不多，因此本文引出这样的结论——冯氏的上述想法并不可行。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至少不能仅仅取决于对传统概念的澄清这一路向来进行。

一

一种语言的存在或消亡，直接反映着这种语言的生命力状况；同理，一种哲学语言的存在或消亡，也直接反映着这种哲学的生命力如何。假如一种语言没有什么人使用，这至少表明它在当前没有活力，乃至已经丧失了生命力。这或许是由于它的使用者与使用范围在减少，或许由于这种语言本身存在缺陷，或许还有其他原因。例如，一些少数民族语言，如鄂伦春语、满语等的逐渐消失。

从语言的使用、流行情况等现象来看待、论究某种语言，这可以视为一种“语言现象学”。语言是思想的反映。某些语词、话语的流行与否的现象，可以作为一个检验标准，从中看出其所承载的思想的兴与衰，看出其在现时代的影响状况。例如，对于鲁迅、茅盾、巴金等名家的作品，假如我们问问自己和他人，我们能记得哪些主人公的名字、其中提到的地名、场景等等？从能够回答出的阿Q，祥林嫂、孔乙己、咸亨酒店等，我们就可看出鲁迅作品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比其他人的作品较强的印象，这表明它有较大的影响力。

对于哲学的语言和概念也是如此。属于不同国度、不同历史时期与文化背景的哲学话语，哪些如今能够在中国流传，为人们所使用，本身就表明它具有某种客观性。康德曾经把普遍性与客观性看作是一对可以互相交换的概念，普遍的也就是客观的。在不严格的意义上，这里我们也可以说，某种哲学话语的流传表明它具有“客观性”，也就是它把握了客观对象（包括存在、语言等现象），从而被使用者所接受，具有生命力。假如我们以此作为标准，来看待某种哲学在先进社会的影响力，则似乎可以减少主观褒贬的任意性，而求得对事情的恰当评价。

通过现象来把握对象的研究方法，已有不少先例。直接使用过“语言现象学”概念的是奥斯汀，他把它看作是一种哲学方法。不过这主要指的是对语言的使用、包括特定术语的使用进行研究。此外，如所周知，黑格尔写过《精神现象学》，力图通过对“意识”、“自我意识”、“理性”等精神现象的生成与变化，来把握人类精神的历史发展。胡塞尔的现象学，将“纯粹意识”现象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来解答认识如何可能的问题，以达到使哲学成为严格的科学的目的，并因而使“面向事情本身”成为现象学运动的宗旨。海德格尔秉承这样的信念，通过“烦”、“畏”、“怕”等生存现象来研究人的存在状况，从而别开生面，开创了哲学的一个新领域。维特根斯坦则把语言中的稳固的深层结构，看作是语言的“原始现象”，需要通过“描述”的方式来加以把握。哲学被他归结为进行某种“纯粹的描述”。[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