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论》与马列主义儒家化

1942年，中国共产党开始了著名的延安整风，用「实事求是」反对「本本主义」。从此，中国共产党人改变了对马列书本和原典的看法，正如毛泽东在1942年2月1日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说的那样，假如一个人读了一万本马恩列斯的书，每本又读了一千遍，以至句句背得，却对中国问题熟视无睹，还是不能算作理论家1。毛泽东用来剥夺王明等熟读马列原典理论家的地位、树立自己思想权威的哲学武器正是〈实践论〉，毛泽东在回忆为何要写这一哲学论文时，曾把它和列宁作《帝国主义论》相比，认为这是适合当时需要不能不写的2。

〈实践论〉在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地位是人所共知的，40年代它是破除外来意识形态（教条主义）权威的思想武器，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基础。60、70年代文革中，它被称为「老五篇」之一，指导着亿万工农兵和造反派斗私批修。〈实践论〉为何可以起到这些作用？这是一个长期没有深入研究的问题。

本文试图对〈实践论〉进行新的解读，我们发现，〈实践论〉实质上是儒家传统知行观的一种新翻版，正是由于这一点才完成了马列主义儒家化的必要环节。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之所可以用来反对外来「本本」权威，指引亿万人「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正是凭借着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的力量。

一 〈实践论〉的群体道德理想主义

众所周知，〈实践论〉有一个副标题，这就是「知和行的关系」，明确暗示其思想的传统渊源。但是，把〈实践论〉所讨论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简单归为儒学知行观，一直来有一个重大的困难。这就是道德理想主义和伦理中心主义的儒学，强调的「知」和「行」均以人的道德为核心；而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使用的术语和论述范围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军事历史，似乎都超出道德活动范围之外。无论是孔子的「生知」、「学知」、「困知」，朱熹的「德性之知」，还是王阳明的「良知」，大抵都离不开符合道德的行为是甚么这一基本范畴；「行」则始终是围绕着人的道德实践展开的。而〈实践论〉作为马列主义认识论的文献，它所涉及的知是「认识世界」，行是「改造世界」，知行观似乎不像传统儒学那样围绕着道德中心。

但是界定一种哲学的内涵，不能只看其论述表面所涉及的范围（特别是以马列词汇包装后），而应去分析论述过程中所依据的思辩模式，后者更能反映作者的真正意向。那么，〈实践论〉所遵循的思辩模式是甚么呢？把握其内在模式最好的方法是分析作者如何运用例子。〈实践论〉所举实例并不多，其中用笔墨最多、且几乎是唯一进行详细分析的例子只有一个，这就是讨论人的认识过程是怎样萌发于实践活动的。毛泽东这样写道：「有些外面的人们到延安来考察，头一二天，他们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许多的人，参加了宴会、晚会和群众大会……。这叫做认识的感性阶段，就是感觉和印像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还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合乎论理（即合乎逻辑）的结论。」凭这一段文字，我们还不能判断毛泽东所依据的模式究竟是以知识还是以道德为中心。但是接下来的文字则可以显示毛泽东概括的知行关系的模式。毛泽东进一步论述道：「外来考察团先生们在他们集合了各种材料，加上他们『想一想』之后，他们就能够作出『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彻底的、诚恳的和真实的』这样一个判断了。」这一论断，作为毛泽东对从感性到理性之飞跃的说明，显然并不是知识论的；它只不过是一个涉及对群体道德动机的典型的价值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