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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古代哲学家没有发现三段论?——亚里士多德和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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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19 作者:金观涛 点击:1690

原载于《自然辩证法研究》第18卷1期 一九八六年一月

一、三段论是由一般推知个别吗?

一位数学家讲过:“逻辑是不可战胜的,因为反对逻辑也必须使用逻辑”。形式逻辑是人类避免自己的推理思想陷于混乱的保证,是正确思维的基本规范。但研究人类是如何发现形式逻辑的,却又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发现逻辑在某种程度上也必须运用逻辑思维。其中关键性的一步是:“形式逻辑作为推理方法的实质是什么?”只有搞清楚这一点,我们才能在人类不同民族的思维模式中,从古代思想家用各种各样术语表达的思辨过程中去探讨发现逻辑的机制。

很多研究者认为,形式逻辑最核心的原则是从一般推知个别。“亚里士多德对三段论的解释,所指的是个别和一般对象以及它们所陈述的东西的联系,所以亚里士多德三段论逻辑实际可以规定为个别与一般联系的逻辑,即类的逻辑。”1这一观点不仅被学术界普遍接受,而且在各种教科书中广泛的引用2。人们常常举如下的例子(三段论第一格Barbara)作为从一般推知个别的范例:

所有人都是有死的,

苏格拉底是人, (1)

所以苏格拉底是有死的。

在这个推理中,人们只要知道某一类事物有某种属性,那么可以推出属于这一类的每一个别事物也必然有这种属性。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只要形成类的概念,懂得类的包含以及一般与个别之间的关系,就具备了形式逻辑推理的基本要素,就可能发现形式逻辑的三段论格式。这样,研究者纷纷在各种各样古代文献中寻找三段论的影子,只要一发现古代哲学家谈到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就认为应将其归为古代形式逻辑的萌芽。

但是随着这方面研究的深入,人们开始感到问题错综复杂。对类的概念,对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很多古代哲学家几乎达到和我们今天相差无几的水平。特别是中国古代哲学家,一点也不比亚里士多德逊色。《墨经·小取》中就明确指出人们是用“名”来表示类的,以及“以类取,以类予”、“以说出故”的推理原则。《经说上》则进一步对“名”进行了分类:“名:达、类、私”。“类名”和“达名”是反映一类事物共性的名,“私名”则是指具体事物的名称3。这一思想在荀子那里也很突出。他用“别名”来称呼一类之中一部分事物,而用“共名”来表示某一类事物,并将外延最大即最普遍的共性称为“大共名”。“大共名”、“共名”、“别名”之间的关系相当于今天人们理解的“范畴”、“属”、“种”之间的关系。然而,令人惊奇不以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家虽然对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十分清楚,也不乏从一般推知个别的例子,但却没有发现三段论。

今天思想史研究者尽管可以从很多古代文献中找到形式逻辑的萌芽,但是作为形式逻辑最重要成果的三段论却仅仅是古希腊哲学家的贡献,它基本上是由亚里士多德一个人发现并由他的后继者完善的。两千多年过去了,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已成为科学史博物馆中的陈列品,但他所奠定的形式逻辑却成为现代数学和数理逻辑的基础之一。今天研究形式逻辑的基本格式,仍离不开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难怪罗素说:“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尤其是在逻辑学方面,则直到今天仍然是个战场,所以就不能以一种纯粹的历史精神来加以处理了。”4

为什么亚里士多德发现了三段论,而同时代的中国古代哲学家没有?本文企图通过比较亚里士多德和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方法来研究这个困难而迷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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