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人类生存与思想落地的实体建构（下）——中国深度研究的哲学之维（一）：历史哲学的当下之思

三 中国历史哲学的精神根据以及实体建构

当然，吴稼祥的“公天下”精神根据是当下中国的天下治理，他不过是运用西周“公天下”的秩序原理罢了。也如高全喜所言：“在权力治理的国家形态下，周朝兴起之后的‘家天下’为什么不同于郡县制的‘家天下’，为什么是周的‘家天下’有‘公’的道理，秦为什么会如此之快地土崩瓦解，而汉朝又如何通过‘龙’这样一个象征符号，建立起一个大致延续到晚清的‘龙天下’的一家一姓之帝制。我认为，这是《公天下》一书中非常突出的一个亮点。”以及“我们看到，《公天下》这部著作的开篇，以及结局，已经展示了这个世界政治之道的图景。他所讨论的中国四千年政治制度，说穿了不过是人类政治的一个局部，四千年的悖论在于其自我封闭，没有与西方乃至世界历史建立起一种休戚与共的关系。当然，这怨不得古人，我们的先人没有这样的物质条件。当今的信息社会，使得未来的超大共同体成为可能。这就意味着，中国政治文明自身解决不了的难题，可以在融入世界的历史潮流之中获得解决。” [1]然而，事情可能不是如此简单明了，无论是哪种“家天下”或者所谓“龙天下”，“打天下”与“坐天下”的问题我们至今无法解决，即便是“融入世界的历史潮流之中”也不见得就可“获得解决”，晚清以降的“宪政”与“革命”双重激进话语至今仍甚嚣尘上，就连达致起码的共识都难。

最为根本的问题是，“公天下”的公共性究竟在哪？如果这个“公天下”在古代中国还是当下中国基本缺乏的都是公共性，这个理论又该当如何发动，是否可以因为“当今的信息社会”，就必然“使得未来的超大共同体成为可能”？吴稼祥与赵汀阳不约而同的根据是“王畿之地”和“五服”制度，“这个‘服’在古代有两种含义：一个是服从，对大禹的统治表示服从；第二个是服务，要完成对中央政府的服务。完成这两种功能的区域划分是不一样的，王畿外围，以五百里为一区划，首先是大禹完成大概在河南一带，一开始在河南安徽一带，完成500里是甸服（内圈，王畿之地）；之外500里是卫服；再500里是侯服；再500里是绥服（“绥”是保持中原地区、中原天下的王国和其它少数民族的关系）；最外的500里是荒服（全部都是游牧民族，对他们的治理是可有可无的状况）。设计概念的半径是2500里，直径是50000里。”[2]也许这个大禹时代的“封建关系”可以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代转换成为“阶级关系”，如果不能转换“贵族阶层”之间由亲到疏的亲戚关系，又如何反映统治与被统治的立体关系，也即为什么被统治者要“服从”而且要“服务”？当然吴稼祥特别清楚，“血缘权威”之靠不住与“龙袍权威”之过时[3]，一如威加海内的“朝贡关系”，一经“条约关系”冲击，主权意识觉醒立马土崩瓦解。

而这，原来也是牟宗三有关“公天下”论述让人感到最可疑之处，尽管牟氏的理性化主张以及哲学努力的方向都相当正确。由于对中国社会的性质以及转型缺乏深入关照，光是强调在传统中国的“综合的尽理之精神”基础上补充“分解的尽理之精神”似乎就万事大吉了，其所谓的客观精神就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比如：“是故中国以前是一文化单位，不是一国家单位，它是一天下观念；而政治方面则只有吏治而无政治（因政道无办法故）；而法律则只是维持五伦之工具、赏罚之媒介，其本身无独立之意义。是以国家、政治、法律皆未以架构形态而出现，而自理上言之，君相实可越过这一套而直接自其德或道以化行天下，是即表示亦可不需要国家、政治、法律这些架构而可安稳天下也。此即是‘神治境界’，因为就西方说，上帝治理宇宙即不需通过一些架构作媒介，他的法律是自然律。在中国，五伦就是人间的自然律，这与权利义务的订定以及对于权力安排的订定根本不同，这一些意义的法律皆随政道而来。”[4]既然如此，却念兹在兹于“可变”与“不可变”者，如其引用《礼记·丧服小记篇》“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别，人道之大者”和引用《大传篇》“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变革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于民变革者也。”并发挥道：“其可得而变革者，乃是表示受命或时代变更时之政治上的事，此是属于第二层者；其不可得而变革者，乃是生活实体上之人道，此是属于基层或实体层面，故曰‘实体性的律则’……而第二层政治上的事，则有可变革者，亦有不可变革者。此不可变革者，即吾前章就‘得天下’方面所说之‘公天下’之最高原则，以及就‘治天下’方面所说之‘让开散开，物各付物’之最高精神与‘就个体而顺成’之最高原则。”[5]也便是在这里牟氏遭遇到了最大的悖论：既然实体性律则是不可变革者，不仅“公天下”原则仍然要遇到极大障碍，而且“就个体之顺成”的所谓“治天下”原则实现更是不可能。究其根本，也即传统以“五伦”为基本原则的宗法社会几乎不能“随政道而来”自然演变成为法治社会。其次，以“五伦”为基本原则的宗法社会是个“笼统社会”的综合概念，并非是个以个人自由为基本原则的法治社会乃是个“立体社会”的具体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