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人类生存与思想落地的实体建构（上）——中国深度研究的哲学之维（一）：历史哲学的当下之思

如所周知，中国学者和思想家从来就没有像今天这样具备有思想努力的完全自觉。由于高度的开放性——无论是国家意义上的改革开放还是个人意义上的思想开放——中国和中国思想几乎是首次开放地理性面对整个世界，中国的前沿学术则是第一次真正开放地直面人类生存[1]。当然，这种自觉并非始于当下，而是现代性问题降临迄今中国学者和思想家的基本自觉，所不同者：除了程度问题，就是历史情势和现实状况均发生了重大改变。也许，最大不同者，当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从最初的“被动回应”到眼下的“主动反应”。

也如所周知，晚清、五四两代知识分子从“被动反应”到“发愤图强”所开放出来的众多问题，至今是我们绕不过去的思想门槛，尤其是诸如科学与民主、进步与自由、共和与革命以及宪政与法治等等理念，一百多年来更是演绎出了太多的历史故事。也许便是太多故事的发生，导致了大量理论话语的漂浮和基本意义的丧失。也许，最应让当下中国和中国人困惑的是，世上有着那么多的“好东西”（比如俞可平先生就有“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著名著述）我们始终可望而不可即，另外我们似乎又什么都不缺，缺的是无论何种层面（比如经济、社会、法律、道德、政治乃至科学与民主等理念）均无法“落实”。这种无法“落实”的尴尬一如余英时所曾深刻指出：“关于如何建立一个合理的人间秩序的思维最后总是要落实到某种社会、政治、文化的体系上面——这是思想的‘平地’。百年以来，中国的旧秩序已崩溃，而一个能为多数人所接受的新秩序迟迟无法出现。因此思想的激进化也没有止境。这样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一方面恶化的现状滋生激进的思想；另一方面，思想的激化又加深现状的动荡。”[2]与其说是“恶性循环”，不如说是由于“被动反应”在理论预设上的捉襟见肘，在知识创造上的苍白乏力——事实上，这一个多世纪的思想状况和知识状况，基本如此，当下的情形更是如此：诸如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新左派”乃至威权主义的“保守主义”，以及民族主义[3]等等，不一而足。

不能不指出的是，在21世纪之后，当代中国思想开始有了全新的表现。

这就是面对世界结构的中国意识，直面人类生存的全球意识，以及面临世界秩序重构的新的历史情势的风险意识等等，所有的“反应”均是主动的了。尤为重要的是，哲学是思想的典范状态，其不仅是理论预设的前提，也是知识创造的前提。同时我们又不能不面对中国和中国思想的悖论：不管是“被动反应”还是“主动反应”，也不管是思想渊源出自何方，思想的“平地”搭建却时时受到此时此地的历史条件的制约；而思想又不能无所作为，任由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的打扮和演绎，不仅精神不能得以发展、自由无法得到保障、正义得不到申张，社会秩序的和谐最后只能付诸阙如。这一点显然至关重要，不可不察。其次，我们还必须意识到，重建形而上学原理的必要性，因为其不仅与世界的变迁如何发生有着极大关系，而且与科学知识的发展有着必然关联（就像波普尔所一再指出的那样[4]），尽管逻辑原理从根本上说对世界的变迁所发生的影响其实不大（但知识的发展却遵循着自身的独立运作逻辑）。

这就是说，既然世界在不断变迁之中，关于这个世界的变迁思想便是我们重建形而上学的基本语境，尽管大师们所曾提供的仅仅是他们当年面临彼时彼地的种种问题的解决方法。比如说从康德到罗尔斯理路、从黑格尔到查尔斯·泰勒理路、从休谟到哈耶克理路乃至从马克思到法兰克福学派理路等等，均对世界秩序本身以及世界变迁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又比如中国传统的“天下体系”理论以及道统、道学与道体等理路，对中国社会秩序本身以及社会变迁进程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等。尤其是深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的当下中国，在上个世纪下半叶展开的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市场经济改革之后，而今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所谓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习近平为首的新一届中共领导人，更是以“中国梦”（中华民族复兴）为号召并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坚信建党100周年时实现）[5]，而充满着所谓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小康社会”似乎跟“大同社会”的理论预设无关，而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目标勾连在一起。笔者当然无意强调政治人物建构政治蓝图的合理性，也不是要像伏尔泰那样刻意突出路易十四时代或像康德那样对普鲁士腓特烈大王充满期许，而是强调我们所重建的形而上学跟时代的关系。同时强调我们全新的理论预设必得以中国问题为中心，唯有如此，我们的形而上学重建以及理论预设，就能像当年欧洲问题和当下美国问题所构成的“理论发动机”那样，我们的知识创造与发展才可以被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