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比较与比较的哲学——关于当前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中西哲学比较以“中国哲学”和“当代世界的哲学”的原创建构为旨归，既孕育着比较的哲学，更催生着“世界的一般哲学”的理论建构。从理论上说，当中西哲学作为“他者”出现时，中西哲学比较的思路历程就已经开始了。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中西学者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论”的严重缺陷，但客观地说，没有西方哲学的传入和中国学者的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就没有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哲学”的产生。在当代，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深入发展，特别是面对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和价值危机，以及西方哲学主题的历史转换和现当代哲学对传统哲学的解构和颠覆，如何在新一轮中西哲学比较中，努力克服作为“标准”和“尺度”的传统哲学观的局限性，超越“可比”与“不可比”的“比较悖论”，在比较的路径和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已成为国内哲学界共同关注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既是哲学研究的题中之意，也是中西哲学比较研究赖以突破的前提和条件。本文拟就上述问题试作探讨，以期将这些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

一、中西哲学比较的目的和意义

哲学比较，以哲学的自我认同为基础，既是不同哲学之间历史的和现实的对话与融通，更是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和哲学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哲学比较既包括不同民族的哲学、不同哲学派别的哲学和不同哲学家的哲学，以及不同哲学家的不同哲学概念、命题和思想的共时性的比较，也包括同一民族、同一哲学派别、同一哲学家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上的哲学概念、命题和思想的历时性的比较。哲学比较之所以可能，从共时性的视角来看，就是因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1]，都是对自己时代声音的回应和对自己时代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的终极性思考和回答。这既是其为哲学的内在根据，也是共时性比较研究之所以可能的充分必要条件。哲学比较之所以可能，从历时性的视角来看，就是因为任何哲学都是哲学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一个环节，都是连续性和阶段性、传统性和创新性的统一。可以说，哲学发展过程的这种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既是历时性比较之所以可能的充分必要条件，也是历时性比较之所以可能的最真切的实践基础。

哲学比较以哲学主体的自我认同和文化自觉为前提。从理论上说，当某种哲学作为“他者”出现时，哲学比较的思路历程就已经开始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比较之所以必要，与其说根源于某种哲学自身发展和自我建构的需要，以及理论和逻辑上的矛盾和冲突，倒不如说是根源于某种哲学的价值取向、价值理想与现实实践结果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因为正是这种矛盾和冲突构成了哲学比较——认同与反思、对话与融通、解构与建构的最原始的动力和机制。如果说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的中西哲学比较，是在“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以西方哲学范式整理中国哲学思想资料的比较研究的话，那么，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西哲学比较，则是在“和平与发展”和“改革与开放”的新的历史背景下和新的实践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新一轮的中西哲学比较。新一轮的中西哲学比较，以西方现代哲学或后现代哲学对西方传统哲学的反思和解构，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以西方哲学范式整理中国哲学思想资料所建构起来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的发生为契机，以当代中国哲学的原创建构为旨归，不仅更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比较的性质和意义，而且更承担着对话与融通、反思与建构的双重的神圣使命和历史责任。

当代中国哲学中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以中国哲学的文化身份认同为基础，既根源于当代中国文化的理性自觉，又根源于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既是对民族“自我”的终极关怀，也是对当代人类的生存方式、生存命运和生存意义问题的理论回应。可以说，全球化交往实践的纵深发展和当代人类共同面临的生存困境，以及价值重建的现实诉求，不仅为新一轮的中西哲学比较提供了具有无限的可能性的思维空间，而且为新一轮的中西哲学比较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就是要通过比较，认同与反思、对话与融通、解构与建构，找回和挺立“中国哲学”乃至中华民族精神的“自我”；在超越中西哲学各自的“地方性”知识的局限性的同时，回归哲学作为人类精神“家园”的性质，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反思和批判、引导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价值和功能；在深化对哲学的“自我”理解的同时，为中国哲学新范式和新形态的原创建构奠定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为逐渐生成的“当代世界的哲学”的原创建构提供丰厚的思想理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