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的“超人”与中国反现代性思想

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的论著瑰丽奇峭而又晦涩难解，但其“超人”之说却流行甚广，至少是知识界几乎是耳熟能详。正如茅盾（1896—1981）所说：“尼采的超人说，便似乎是晴天一个雷，大家都觉得诧异得很，以为是创举；其实从前也是有人感到的，不过有了尼采的雷声和电光，前人的喇叭声和烛光便给盖住了。”[①]尼采率先以“上帝死了”的判断宣告了欧洲虚无主义（Nihilismus）的降临。所谓“上帝死了”既是指基督教的上帝已丧失了它对存在者、对人类规定性的支配权，也是指一般性的建立在存在者之上、旨在赋予存在者整体一个目的、一套秩序、一种意义的“超感性领域”（如种理想、规范、原理、法则、目标等等）或最高价值的自行贬黜。但尼采仍然渴望着在这个虚无的世界上寻找到一种意义，或者说创造出一种生存的意义。“超人”即是上帝死了之后人类的自我肯定。据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的解释，“超人的伟大性就在于：他把强力意志的本质置入一种人类的意志之中，这种人类在这样一种意志中意愿自身成为大地的主人。在超人中存在着‘一个本己的审判权，没有更高的法庭来审判它了’。”[②]中国文化的宗教性相对稀薄，引进西方文化时又一直未能对基督教在西方的意义作认真的了解，所以“超人”的“雷电”虽响彻在中国的星空，但国人的理解却不免浮泛。直到20世纪80年代，当代学者陈鼓应（1935—）才综合有关研究对“超人”作出比较明确的概括：（一）“人是要超越自身的某种东西”。每个个体都是巨大的“冲创意志”（即此前所译的“权力意志”），可以不断自我塑造、自我发挥，因此人是一个桥梁而不是一个终点，是一个奔向未来的存在。（二）“超人就是大地的意义”。这固然直接针对基督教否定现实世界、敌视生命、蔑视肉体的唯灵论的人生观，同时也是对西方传统的二元论世界观所作的一种价值转换。“归结地说，尼采所谓的超人，乃是敢于作一切价值转换的人，敢于打破旧的价值表，特别是基督教的价值表，并以丰富的生命力来创造新价值的人。”[③]

1、“超人”与两种个人主义

中国读者所理解的“超人”，主要是一种个人主义。综合大量有关论述来看，一种是相对于社会控制的个人权利。如1902年，梁启超（1873—1929）就将尼采与麦喀士（通译马克思——引按）并列介绍：“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两大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一曰尼至埃（通译尼采——引按）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尼至埃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少数之优者为多数之劣者所钳制。”[④]后来的胡适（1891—1962）也多在此一意义使用尼采。另一种是相对于文明束缚的自我实现。如李大钊（1889—1927）所说：“尼杰（即尼采——引按）者，乃欲于其自己要求与确信之上，建设真实生活之人也。对于弱而求强，缺而求完，悲惨而严肃深刻之生活，奋往突进，以蕲人性之解放与向上，有虽犯百战而莫辞之勇，内对一已之自我与生活，为锐敏之省察，外对当时之实状，为深刻之批判，以根究人性之弱点与文明之缺陷，而以匡救其弱点与缺陷为自己之天职。彼固爱自己、爱社会、爱文明，而又酷爱生命者也。”[⑤]以个人主义释“超人”，与中国学者通过日本来接触尼采有关。在梁启超、王国维（1877—1927）、鲁迅（1881—1936）、郭沫若（1892—1978）等人留日并部分地接受尼采思想期间，“尼采的思想，乃至意志哲学，在日本学术界正磅礴着。”[⑥]日本传播尼采学说的主将是桑木严翼与登张竹风，他们均从“文化批评”的角度强调尼采极端的个人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