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绷紧琴铉的两端

柏拉图让自己笔下的苏格拉底用“第二次远航”来比喻转向――这比喻的源头就是荷马笔下的英雄奥德修斯。柏拉图作品结构精巧、用心深远，仅从下面这一点便可略见一斑：《斐多》的中间部分是大段的哲学思辨，开头和结尾却大谈神话（诗）――在开头，苏格拉底甚至说到自己其实老早就在作诗了；临终喝毒药前，苏格拉底果然作了一首有关人的灵魂浪游到冥府的诗篇。冥府之旅本是荷马笔下的重大主题，但在苏格拉底的临终诗作中，对大地之旅的诗化描述不动声色地取代了对冥府之旅的诗化描述――苏格拉底的灵魂漫游之歌称为“大地之歌”更恰当。总之，无论开头、中间还是结尾处，《斐多》这些涉及神话（诗）的地方，似乎无不明里暗里在与荷马较劲。

为什么伯纳德特要把《斐多》中苏格拉底的自况辞挪来作为他疏解《理想国》的书名？《理想国》最为明显地标识出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转向――从而，洞穴说的重点与其说在于爱好哲思的人走出洞穴的时刻，不如说在其回到洞穴的时刻，因此，将《理想国》视为柏拉图作品的真正基点不为过。但这恐怕仍然不足以解释，为什么要用“第二次远航”来题名《理想国》义疏。

要是我们留意《理想国》的结构，也许不难发现：虽然《理想国》篇幅远大于《斐多》，从整体结构来看，两者显得有某种结构上的照应：与《斐多》一样，《理想国》也头尾说诗（卷二、三及卷十），中间是论辩，而且都以苏格拉底作诗结尾，两场对话的地点也都不在雅典（一个像在海南岛、一个像在香港）—— 当然，中间的论辩讨论的像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斐多》论辩的是所谓“纯哲学”，《理想国》论辩的是政治的哲学，尽管如此，在论辩的高潮时分，教育都是中心话题。

当然，《斐多》与《理想国》还有一个很大不同：在头尾说到诗（神话）的时候，《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对荷马作了明目张胆的攻击（第十卷中的攻击尤其暗含玄机），在《斐多》中，苏格拉底对诗人荷马的态度――用个不好听的说法――要阴司倒阳得多。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和荷马这两个主要人物站立得太近，让人觉得柏拉图似乎企图用苏格拉底形象取代荷马的身影，其代价是：柏拉图自己得由哲人化身为诗人――要说“诗化哲学”，柏拉图看来才堪称真正的鼻祖。如此取代恐怕还不仅仅因为时代已经“礼崩乐坏”，更有人民信赖的礼法与哲人凭靠的智慧之间剪不断的不和关系。毕竟，苏格拉底在雅典受到的指控是“渎神罪”，这个所谓被“渎”之神，不能说与荷马的诗化“神学”一点关系没有――《弓铉与竖琴》在“开端”部分就点出某种“神义论”，绝非偶然。由此看来，政治神学与政治哲学的紧张，并非西方近、现代才有的事情。

伯纳德特为自己的这部疏解《奥德赛》的论著加了副题，如果直硬地翻译就是：“《奥德赛》的柏拉图式解读”；如果悉心体味，意思似当译作“从柏拉图解读《奥德赛》”.

于是就又回到了前面的问题：为什么要通过柏拉图――而非现代的种种什么“理论”――来解读荷马？

这问题让笔者想起廖平在批评宋学时说到的事情――其大意是：要进入古代大圣贤的作品，需要借助在时代和心性上贴近古代大圣贤的理解；宋儒离传解经，无异于抹去了通向古代圣典的思想心迹。现代学科发明的各种理论声称可以搞清楚古代经典的蛛丝马迹――这可能是真的；但有一点肯定不是真的：无论把玩文物式的还是后现代式的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可以让我们懂了古圣贤的笔下心迹。廖平主张回到前汉经传，以便领会孔子所作之经；伯纳德特通过柏拉图进入荷马，看起来就像把柏拉图作品当作了荷马史诗的传――类比总不会完全恰切，但如此经传类比用来表达这样的意思还是有可能的：通过柏拉图才能更好――更为贴近圣人心迹地理解荷马，反过来，通过荷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柏拉图。解过《奥德赛》之后，伯纳德特才来疏解柏拉图的《礼法》，看来也是大有道理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