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绷紧琴铉的两端

柏拉图的作品塑造了一个并非历史的、而是诗化的苏格拉底形象，与这位诗化形象几乎有点形影不离的，还有另一伟人――荷马，其形象倒可能是历史的。说柏拉图的作品围绕苏格拉底这个人的言行打转，也许还不太确切；种种迹象表明，柏拉图的作品也围绕着荷马的精神遗产打转。要是像我国经学的做法那样，将柏拉图作品中明里暗里引到和提到荷马的地方辑出来，一定相当可观。

为什么柏拉图在塑造苏格拉底这一诗化形象时，总让他与荷马这一历史形象形影相随？

柏拉图生活在孔子所谓“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所谓“礼乐”是什么，我们都晓得；柏拉图时代已经既崩又坏的“礼乐”是什么呢？可以说就是荷马史诗所代表的精神秩序。从希腊化时期到当今，凡习古典学问的都晓得，柏拉图对荷马念念于兹，以至于两者的关系始终是个迷――思想之迷。尼采早年用功最深的，就是荷马和柏拉图――在巴塞尔教书的十年中，几乎每隔一学期就开一次关于柏拉图的课，计划写作的《古希腊国家》一书中，第一章就是“荷马的竞赛”；若将其早年未刊文稿中的“荷马与古典语文学”和“苏格拉底与悲剧”两篇长文对起来看，荷马与柏拉图有如一张琴弓的两端，尼采似乎把自己变成了由这两端绷紧的琴铉，由此才得以在西方精神这部大竖琴上拉奏出一曲曲醉歌。

对于古典语文学来说，不仅柏拉图与苏格拉底的关系始终是个思想之迷，与荷马的关系同样如此。

伯纳德特得天独厚，一进入古典语文学，就选择了同时研究柏拉图和荷马――硕士论文写的是柏拉图作品，博士论文写的是荷马作品，从而有可能接近这一思想之迷。完成博士论文后，至少从发表的论著来看，伯纳德特有好几十年将主要精力放在了柏拉图身上，似乎没有再碰荷马；通过晚年出版的这部《弓铉与竖琴》人们才知道，其实伯纳德特一直在对荷马作品用功，并没有用博士论文告别荷马。

伯纳德特一生解经几十年，先逐一经解柏拉图的几乎所有主要作品（《礼法》除外）和其他古希腊古典时期的史书、悲剧作品，然后再来经解荷马，然后又回到柏拉图一生中最后的、也是最大的作品《礼法》；如此辉煌的经解成就令人赞叹不用说了，其经解路线似乎也经过精心设计，有条不紊。倘若如此，就值得想一下，为什么伯纳德特要按如此顺序来解经？

荷马作品和柏拉图作品都过于博大精深，如果要搞清楚柏拉图与荷马的思想关系，非得先分别吃透两者不可。这样来解释伯纳德特的经解顺序，合情合理，却几乎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仍然在于，无论要吃透荷马史诗还是柏拉图对话，都不容易。柏拉图在荷马之后，要吃透柏拉图的作品已经难乎其难，遑论荷马。

伯纳德特疏解柏拉图对话的作品很多，其疏解《理想国》的专著有这样一个书名：“苏格拉底的第二次远航”。业内人士都清楚，“第二次远航”本是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在《斐多》中讲述自己的思想经历时的自况说法。当时，苏格拉底与两个爱好自然哲学的青年的一场论辩刚刚结束，师生双方都对讨论不满意。这时，苏格拉底现身说法，讲起自己的思想经历来。他的自述也许可以这样来概括：爱好哲思的人当然得要走出洞穴，但走出洞穴后若老盯住太阳看，会把眼睛看瞎；“第二次远航”是苏格拉底用来说明自己离弃自然哲学、重新转向洞穴――转向政治―道德哲学的比喻。苏格拉底的这一转向，对于西方思想史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柏拉图作品的出发点，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基于这一转向――把苏格拉底的转向经历的自述安排在其临终场合，很可能也别有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