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世俗理念与中国传统

我们正在走向二十一世纪，走向一个新千年纪的开端。纪年和历法本是人为的规定，就事物自然发展的进程而言，最近这一两年未必就有甚么特别，但人们在心理上又总会觉得，一个世纪的结束和一个新世纪的开端好象能提供一个除旧布新的机会，一个回顾以往、瞻望未来的关头。我并不盲信世纪末或千年纪末的特殊性，但恰好在这时候来讨论乌托邦，也自有特殊意义，因为乌托邦不仅与基督教和千年纪这类西方的宗教和哲学观念有密切联系，而且在其基本要义上也与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有着许多相通之处。因此，在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中，这也是极有意义的题目。

一 「上帝之城」与乌托邦的对立

基督教与儒家思想可以说有根本差异，前者为出世超越的宗教，后者乃入世的纲常伦理。对于人类本性，两者更持截然不同的看法。对基督教教义阐释极具影响的圣徒奥古斯丁（ Augustine of Hippo ），对《圣经》开篇的〈创世纪〉曾有详细解释，特别由亚当和夏娃所犯原罪，得出人性恶的结论。在其所着《上帝之城》（ The City of God ）第 13 章，奥古斯丁反复强调亚当的原罪使人性堕落，所以全人类都因此受到痛苦和死亡的惩罚。他说：「在第一个人身上已有全部的人性存在，当他们的交配受到上帝判决时，那人性就由女人传给后代；所传下来的不是最初创造出来的人，而是犯了罪并受到惩罚的人，而这就是罪恶与死亡之来源。」正如佩格尔斯（ Elaine Pagels ）所说，对〈创世纪〉所载上帝造人以及亚当、夏娃偷食禁果后被逐出乐园的故事，奥古斯丁作出与当时传统看法全然不同的解释。犹太人和大多数早期基督徒都承认，亚当犯罪给人类带来痛苦和死亡，但他们又都认为，亚当的后代可以对善恶作出自己的选择。「大多数基督徒都会认为，亚当故事之用意正在于警告每一个人，不要滥用神赐予的自由选择的能力。」但奥古斯丁的解释与此相反，他不强调选择自由，却认为亚当的故事证明「每个人不仅在出生的一刻，而且从怀孕的一刻起，就已处在奴役之中了」。于是好几个世纪以来早期基督徒所理解的人类自由的故事，在奥古斯丁那里变成了「人类奴役的故事」。由于奥古斯丁的权威和影响，他对人性的分析成为往后西方基督徒的传统观念，并「对他们的心理和政治思想发生重大影响」。奥古斯丁不仅仅把亚当看作是单独的个人，而且更将他视为全体人类的代表，亚当的堕落于是成为全人类的堕落，受原罪污染的人性就像「腐烂的根」，使人类从此脱离不开痛苦和死亡。以这种观点看来，由于原罪和人性恶的影响，人类不可能自救，而只能把得救的希望寄托在基督身上；人类不可能在人间建立理想社会，而只能寄望于神的恩惠，期待灵魂在死后进入天堂。奥古斯丁所谓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正相反对，所以他说：「这两座城由两种爱形成：世俗之城基于自爱，甚而蔑视上帝，天上之城则基于对上帝之爱，甚而蔑视自我。简言之，前者以自我为荣耀，后者则以主为荣耀。一个在人当中寻求光荣，而另一个最大的光荣就是上帝，是良心的见证。」由此可见，奥古斯丁所谓上帝之城是精神而非物质的，其最终的实现只能在天国而非人间。

正是在这一点上，上帝之城与乌托邦恰好相反，因为乌托邦是人的理想社会，不是关于灵魂与天国的幻想。正如库玛（ Krishan Kumar ）在他所着的、以乌托邦为主题的出色专着里所说：「宗教与乌托邦之间有原则上根本的矛盾」，因为「宗教典型地具有来世的关怀，而乌托邦的兴趣则在现世」。以中世纪基督教的观点看来，设想人可以不靠上帝神力而在人间创造一个乐园，这无疑是对神不敬，是罪恶的自傲。库玛认为，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正是要警告世人「不要过于关注世俗之城的俗务而远离了在天国的上帝之城」。如果现世只是苦难和罪恶的渊薮，人类获救的希望不可能在人间实现，那么想在人间建立理想社会的计划，除了显露人类自不量力的虚妄之外，还能有甚么意义呢？而这「似乎正是奥古斯丁在正统神学当中最具影响时，基督教中世纪对乌托邦思想的普遍态度。对尘世的轻蔑（ contemptus mundi ）极不利于乌托邦式的设想，因此在乌托邦思想史上，中世纪是一个明显贫乏的时期」。由此可见，在库玛看来，乌托邦观念的核心在其根本的世俗性和反宗教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