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三个相互关联的符号

在今天的中国，“马克思”和“孔夫子”无疑是两个最大的符号。官方和许多人希望这两个符号和平共处、各尽其能，共同创建大陆的文明新秩序。

现在认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就不能推崇孔夫子的人似乎不多了，但我们的思想意识往往是现实的影子或跟班。当然也有要走在现实前面的，如有人就主张以孔夫子替代马克思。开句玩笑，会有人说当年打倒孔老二还是不彻底，让他反攻倒算了！

当然，这不是真问题，如果马克思代表着现行的政治和主导意识形态，孔夫子代表着民族文化，这两个符号就不会水火般地对立。它们当然有矛盾甚至对立之处，但过去的那种势不两立，在于把儒家视为专制政治的帮凶了。现在，人们更多地是从人文传统和生活伦理的角度理解儒家，孔孟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伦理也被作为官德修养的正面材料了。

但还是有问题，问题在于谁代表当代中国的市场经济？还有基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政治与法律变革的要求？

“马克思”加“孔夫子”能代表吗？我感觉有限。马克思有对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的肯定，但其宗旨不在这里，且在中国官员和民众的心目中，这两个符号表征的是道义和公平的社会理想，我们推崇它们也主要是为了限制和批判资本和市场的弊端，所以也才会有一些人据此拒绝和批判自由主义甚至民主社会主义。然而，市场经济不仅正在让中国变得国强民富，而且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人的个体独立、自由和政治与法律上的公民权利意识的提升，社会自组织能力的提高以及全球化的眼光与取向。我们不能因它的弊端就否定它的这一主要方面。

经典的诠释当然很重要，如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观点和“国家回归社会”的思想，在今天的意义更加凸显，因而也需要新的阐发特别是实践。但任何理论都有其规定也因而有其边界，不能诠释过度。不然，我们就不用讲中西马三大思想资源和三大传统了。中国过去有儒释道，现在有中西马。马克思主义这个谱系当然由马克思来代表，孔夫子可以代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那么，西方思想文化特别是现代西方文明呢？还要有某个人或某个主义来代表。

为什么一定要搞新符号？增加“招牌”有何益？有朋友早就说，旗子就好比招牌，“杏花村”的招牌除了卖酒，也可以卖醋，卖酱油。这不能说没道理，但恐怕也会带来麻烦，就是乱了“市场”。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难成。为什么我们一些同志或朋友总是喜欢或容易倒向左的理论立场，不能正面评价和包容哪怕象罗尔斯这样的自由主义？这就与把马克思和孔夫子之外的“西”视为异己甚至敌对的思想和价值观分不开，反“社会主义宪政”说的人不也是如此？

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思想理论太狭隘了，只能让自己孤立；靠对一个符号及其所代表的理论的解释，作用也有限。胸怀和气魄还是要大一点，以我为主，尽量拿来，而又在民族及其思想文化之间，确立主体间意识。不是我为主体，别人就只能是客体，就象某些西方人把自己当主体把我们当客体一样。

笔者在《哲学研究》（2010年第2、3期）上曾发表题为“现代中国语境中的‘马克思’和‘孔夫子’”的文章。

在文章的结尾处，笔者写道：“在中国，‘马克思’与‘孔夫子’的和平共处，不等于二者之间差异的消除。我们既要发现其相通之处，又要正视其异质性，从而使其保持一定的张力、一定的批判性关系。进而言之，既然‘马克思’与‘孔夫子’作为当代中国两个最大的符号，象征着现代与传统、激进与保守的二元对立的扬弃，那么，就决不能把二者当作两个只须顶礼膜拜的偶像并排除其他思想文化，而应当以一种更加开放和自信的心态兼容并包，广泛地吸取一切有益的思想理论的、制度性的资源，藉以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言外之意，就是还要有一个代表并促进市场经济、民主法治、程序正义和现代公民社会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