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通天人之际的大学问

中国有通天人之际的大学问。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中国文化内核是一个高度复杂，高度集成、一以贯之的知识体系。从内圣到外王，圆融无碍，这是世界文明史上极为罕见的。

概括起来，中国的知识系统的主体分为两个互相关联层次。一是由道至名而至于法，分别由具有代表性的三个学派组成，即道家、名家、法家。这是由内圣向外王、由天道向人道的路线，这一路线的集大成是兴盛于战国至西汉的黄老之学；二是由儒家最高“密法”，性命与天道之学（古人讲“学达性天”，亦称性命之学），它由孔子所传，由子思氏之儒发扬光大，但孟子之后已经鲜为人知。性命与天道之学是由理至性而至于命，也就是《易经·说卦传》所言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这里的理，既是性理，也是事理；这里的性，乃心性；这里的命，指天命，天道，所谓“命自天降”。其路线是由人道达及天道。

前一个知识体系整体上是由天道至人道，后一个知识体系整体上是由人道至天道，二者相互贯通，就构成了能通“天人之际”的大学问。

一、道、名、法三者的本质及其间的辩证关系

《老子》道经开篇的的几句话精妙地表达了道、名、法之间的关系。上面说：“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这是1973年才在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老子》（甲本）的写法，后世为避汉文帝讳，将两个“恒”字改为“常”。今本《老子》全句作：“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个改法很不好，因为在先秦文献中“恒”字具有特殊的意义，在道论类作品中，是表达终极性的概念。比如在上博简《恒先》中，“恒先”就指道；在马王堆帛本《易经》中，“太极”写作“大恒”。

“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这里的第一个“道”字是名词，意为无形相、不可言说的天道，大道。第二个“道”是动词，意为言说。“名可名”也是这样，第一个“名”是名词，第二个“名”是动词，通“命”，有命名的意思。北京大学所藏汉简《老子》就直接写作“命”，上面说：“名可命，非恒名也。”

那么“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全句是什么意思呢？后世学者人人臆说，莫衷一是。要理解它的真义，我们还是要看先秦时人是如何理解这句话的。

《淮南子·道应》有一段齐桓公与轮扁的对话，其中作者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作为总结。故事说：“桓公读书于堂，轮人斫轮于堂下，释其椎凿而问桓公曰：‘君之所读书者，何书也？’桓公曰：‘圣人之书。’轮扁曰：‘其人焉在？’桓公曰：‘已死矣。’轮扁曰：‘是直圣人之糟粕耳！’桓公悖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读书，工人焉得而讥之哉！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曰：‘然，有说。臣试以臣之斫轮语之：大疾，则苦而不入；大徐，则甘而不固。不甘不苦，应于手，厌于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之子亦不能得之于臣。是以行年六十，老而为轮。今圣人之所言者，亦以怀其实，穷而死，独其糟粕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文意： 齐桓公正在堂上读书，一位做车轮的工匠在堂下砍削车轮，他放下手中的椎子和凿子，问齐桓公：“君王您正在读的是什么书？”桓公说：“是圣人的书。”这位叫轮扁的工匠又问：“这位圣人还活着？”桓公回答说：“已经死了。”轮扁马上说：“那您读的只能是圣人的糟粕了。”桓公听了，一下变了脸色，怒道：“我读圣贤书，你这工匠凭什么讥笑我？你说出理由来也就罢了，如说不出理由来，就处死你。”轮扁不慌不忙地说：“好的，我说出道理来。试拿我做车轮的体会来说说这其中的道理：如果榫头大，榫眼开小了，就会涩滞安不进去；如果榫眼开大了，榫头做小了，太松滑动不牢。不松不紧，得心应手，达到神妙境界的技术，我无法传授给我的儿子，而我的儿子也无法从我这里学到这技术；所以我尽管年逾古稀，年老无力，还得亲自做车轮。由此可见，圣人的话中如果有高深神妙的精华，但由于不能言传，所以也必定会随着圣人死去而带走，而只有那些可以言传的糟粕留下来。” 所以《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